西安半坡的彩陶器，以动物纹居多，是半坡氏族人员在长期渔猎生活中创造的艺术结晶。正在奔跑跳跃的野鹿，动态活泼，颇有情趣；在水中游弋的鱼，形象逼真并富于表情；缩颈大腹、蹒跚爬动的大蛙，拙朴天真，憨态可掬。啄食的鸟和好动的狗也相当传神。体现了当时人们捕捉形象的本领。还有许多人面鱼纹图形，带有原始迷信活动的“图腾”性质。人口含鱼或头簪双鱼，或是人面和展开的鱼网，这些富于幻想色彩的画面，大约是表现了人们希望鱼儿常常被网获，得到更多的劳动果实的愿望，反映了原始人对劳动生活的感情。
庙低沟型的一块陶片上，描绘了两只鸟的不同姿态；一只正在轻巧地啄食，一只正在停立张望，形象动态，稚气可爱。辛店型与马厂型彩陶上的动物以狗纹为最生动，多为黑色剪影效果，天真灵活，生态盎然。
人形花纹在彩陶中比较少见。除半坡形的人面纹之外，还有以“鲸面纹身”的头像做器盖者。青海大通出土陶盆上的舞蹈纹饰，是更富于绘画特征的作品，比其他的彩陶纹饰，更直接的反映人的生活。它已不是间接表现鱼猎、农牧生活的图象，或反映原始信仰的图腾标记。在陶盆的内壁上部，绘有三组舞人手拉手做轻盈齐整的跳跃，下有四道平形带纹表示地面。如盆中盛水，似人影在盆中晃动，更加强了画面的艺术效果。尽管由于表现能力的局限造成形象、动作的过分幼稚，然而却能单纯明了地抓住原始舞蹈的特点，透露出素朴纯真的感情与欢乐的气氛。
彩陶绘画的用笔，已有方圆、曲直、粗细、刚柔的变化，并注意了点、线、面的组合，从描绘的笔迹来看，已用了类似毛笔的工具，颜色虽只有黑、白、红、赭等三四种，但却搭配得有一定变化，当时的人们已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归纳、取舍的能力，虽然对事物的认识还相当肤浅，但却能抓住形象的本质特征，具备了朴素的自然美并运用了简单的形式规律。
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绘画，所以取得较高的艺术成就，是人们长期劳动实践的结果，说明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审美能力的不断提高。当时的社会生产并没有明确的分工，艺术创作还只是生产劳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绘制陶器的人还不能脱离制作陶器和渔猎等劳动。因此他们的绘画创作，就必然具有与劳动、生产密切相联的特色。由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工具和经粗略加工的装饰品，发展到制作陶器并在陶器上绘画；从在水盆上画鱼、蛙、鸟、兽等动物，进展到在盆边画人的活动——特别是乐舞活动；以及在造型能力和表现手法上的提高，有力地揭示了艺术起源于劳动和人对美的认识能力以及艺术表现能力发展的规律。
但是，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绘画，还只是器物装饰纹样中的部分具有写实意义的简单图象。比彩陶上的绘画更早一些的，可能是中石器时代洞穴中的“岩画”。在法国和西班牙交界的山里发现的“阿尔特米拉洞窟岩画”，距今已有一万五千年之久，近年来，在我国境内一些偏远地区发现岩画多处。由于这些地区的文化发展晚于内地，故从绝对年代上推断，不一定是史前时期的作品。但从绘画发生的阶段性和其表现内容、形式以及审美特征上分析，也可以视之为华夏民族原始绘画的组成部分。如广西宁明的花山岩画，用赭红色的粗犷线条，绘出一千多个大小不等的人形，高者有五米，矮的也有一米左右，错杂序列，面积达六千平米。形象简略稚率，均作舞蹈状。此外，在云南的沧源，新疆的天山南北，内蒙古阴山西段及甘肃酒泉等地，也相继发现了大量的岩画遗迹，绘有马、牛、羊、鹿、狼等动物，以及狩猎、射雁、格斗的场面和原始人崇拜的神祗图。这些岩画基本上属于边地先民的记事作品，对研究我国兄弟民族祖先的生活状况、民俗信仰、艺术起源与发展等，具有重要价值。这些处于人类社会初期阶段的绘画遗存，尽管在年代上略迟，也应引起重视。
由于岁月的久远，古文化遗址大多已荡然无存，我国原始社会与中原石器时代同期的洞穴岩画，几乎无法寻见了，一些易于朽坏的艺术品更无法留存。不过从陶器的绘制水平可以推测，我们的祖先首创绘画的历史应当是更为久远的。在比彩陶文化更早一些的年月里，原始人的绘画活动就已经开始萌芽，发展到能绘制精美的陶器时，已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平。比绘陶更早的绘画，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也许将来会有实物材料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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