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起，中国人口增长与耕地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人们纷纷到地广人稀的地区去拓荒和开发。黄河中上游的森林覆盖率，在秦汉时为43％，到明末清初时为14％，1949年已降为6％；长江中上游的森林覆盖率，清末民初时为40％，到1949年下降到19％。河南省森林覆盖率1700年约6．3％，到清朝道光年间降至约2％①。森林覆盖率的减少，既严重减弱了森林调节气候的功能，又造成大量的水土流失，加速了气候干旱化、土壤沙化的进程，还使江河中下游向来并不发达的水利系统因泥沙不断淤塞而削弱了蓄水泄洪的能力。黄河中上游地区每年流失泥土16亿吨，大量淤沙积存河底，下游河床越抬越高，逐渐变成了一条地上悬河，河床远远高出周围的居民区。据文物考古勘探，千余年来，黄河泥沙已无情地淹没包括开封（北宋国都）、大梁、汴梁、汴州、东京、东都、开封府（明末）等7座城市固。注入长江的泥沙也有“石水斗泥”之称，即泥沙占了河水流量的1／10。沿江湖泊是天然泄洪、蓄洪区，对于分洪削峰、调节水位、缓解堤坝压力有重大作用。由于泥沙淤积和围湖造田，湖泊容积减少。长江流域水患越来越频繁的根本原因也是流域生态安全体系的人为破坏。“八百里洞庭”原有水面6000平方公里，大规模的围湖造田从清朝康熙年间就已开始，仅在1825-1905年的80年间，洞庭湖水面便缩小了近1500平方公里，到1949年减至4350平方公里。水路被阻，江河决堤也就时常发生。与此相仿，整个长江流域的开发逐渐由干流向支流、由平地向山地展开。长江流域生态安全体系也在这“人与水争地”、“人与山争地”的无休止、无节制的开发过程中，无声无息地遭受着破坏。1931年和1935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受灾人口分别为28．5万人和1000万人，死亡人口分别为14．5万人和14．2万人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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