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从深层动力来总结，就是尊重与拓展对人的解放。
邓小平说：“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不完全。”①可以说，再一次解放人，解放中国人民就是邓小平理论的深层含义。
首先，改革调动了市场经济主体——个人的积极性。社会的最终主体并不是国家、城市和单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经典性论点是：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好的方式是个人对他们自身利益的追求。应该说，经济学的基石就是价格理论，而价格理论的精髓也就是需求定律，它背后的全部奥秘就是制约人类行为的最基本准则——价格（即“我这样做，到底值不值？”）。这就是说，经济人的假设是人们具有对每一种可能性都衡量其代价和收益的理性。
这种对利益追求的前提也就是特区人因被解放所享有更大的自由。如深圳，其中人口几乎95％以上是移民，但构成了生产力最基本的要素——人的自由流动；大力引进香港以及海外资金构成了生产力最强大的要素——资本的自由流动。自20世纪90年代起的进城的农民工，成为特区建设大军的主体、服务大军的主体。从特殊的意义上看，这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的农民起义，矛头直指束缚他们人身自由的二元结构，其意义也首先在于人的解放、人的自由。
其次，改革又调动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另一个主体——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这也是产生中国魅力的重要因素。地方政府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被安排”、“去执行”，转变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因竞争而创新。邓小平的“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成为地区竞争的总动员令。田纪云说：“中国人民一旦得到了追求财富的自由，将表现出伟大的创造力。”②可以说，区域竞争（包括省际、市际、县际）构成了中国经济特殊的强大内在动力，中国的奇迹在这里可以得到相当的解释。被赋予了庄严的使命感再加上转变个人命运的强烈欲望，使特区政府更加充满了活力。中国经济特区一反“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的传统计划经济法则，对于股票证券，对于土地经营，对于深度资本市场，按着邓小平“坚决地试”的指令，坚定不移地开展起来。于是，才有了波澜壮阔的一系列“财产性收入”的历史性突破。可以说，有一分自由，就能释放五分潜力，就能形成十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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