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相关理论及研究文献
本书由笔者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
最早对西藏的印象，是“金色的太阳照在雪山上，雅鲁藏布江水金光闪闪”的歌词和藏族舞蹈中姑娘美丽的衣裙。1994年5月，我随西藏班的学员到江西省和广东省考察。由江西乘火车前往广东途中，临时停车。天气闷热，我跟着一些学员下车散风，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铁道边上蹓达。几个学员问我：去过西藏吗？我说：没去过。学员道：应该去呀！你给我们西藏班上课，没去过西藏怎么能讲深讲透呢？我答：非常想去！但是没有调研经费，去不了。那时我突发奇想，说道：干脆，我今天拿一个盘子向各位化缘，说不定能化到路费呢！学员们笑：我们班上有职权的人不少，帮你解决路费还是不成问题的！当时可能他们只当作玩笑，但我是认真的。
我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学专业（硕士学位）毕业，到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任教员。苏东剧变后，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党校1991年成立了“民族宗教理论教研室”，我也被抽调加入。我们教研室的主要授课对象主要是西藏、新疆两个地区的干部班。在教学中，屡屡被学员询问“去没去过西藏？”“去过新疆吗？”因为经费匮乏一直没机会去这两个地区，每被问及都很觉狼狈。多次困窘后暗自下决心，为了具备讲课的“资格”，无论有多大的困难也必须克服，必须前往。1994年的暑假，我冒冒失失地只身由北京飞抵拉萨。
那年夏天，我走过拉萨、日喀则、山南几个地区。中央党校西藏班的学员都是西藏各地的领导干部，他们信守承诺，带我走村串户搞调查。拉萨当雄1户富裕牧人家中的院子停着两辆东风货车，自家的仓库中湖盐和青稞堆成小山；日喀则定日小村落一户贫困农家，在窄小昏暗家徒四壁的泥土小屋中靠乞讨来的半袋青稞面度日。那片土地和那些民众让我感到新鲜,也受到震动。我不愿意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很想做点什么。我能做什么呢？
调查和走访中，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那些援藏项目。拉萨的许多公共建筑都是1985年第一批大型援助项目的成果，在各地的座谈会和访谈中，“援藏”也是一个突出的话题。建国后，中央政府总的指导思想是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实现事实上的平等。但是，像西藏自治区这样长期持续得到大量援助的，全国仅此一家。这是什么原因？这样一个特殊政策，又给西藏的今天和明天带来什么？
1996年，我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援藏项目的社会效益评估”。此后，为了作课题，为了收集资料给西藏干部班讲课，1997年，1998年，2002年3个暑假我均去西藏调查。在个案调查、访谈和2000余份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综合调查报告《援藏项目的效益评估》。2006年，此文获中国藏学研究的最高奖项“珠峰奖”汉文论文类3等奖。研究成果得到学界同道的肯定的确很有成就感，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2002年确定博士论文选题后，因诸事繁多，一直难以完成。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时，我又乘首列去了西藏，补充了最近的资料。
1994年以后共5次进藏，累积时间近5个月。行走过西藏的6个地区，跟踪调查了20余个援建的项目，走访了近10个村落，在一个36户的村庄逐户搞过户访，并在1997年及2002年完成共4000余人次的两次问卷调查。本书是在10余年调查、思考的基础上完成的。
本书试图通过文献的梳理和个案的研究，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中央政府为何援助西藏？其历史和现实是如何演进的？
2、援助给西藏带来了什么？
3、目前，西藏是否已经依靠中央政府和内地省市的援助形成了自我发展的能力，而且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4、如果不能，为什么？如何改进援助机制，实现西藏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2008年6月，我通过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论文答辩，获得法学博士学位。5位答辩委员在评语中写道：此文为优秀论文。本研究对相关机构和决策部门有重要参考价值。建议尽快出版。
2009年春天和冬天，出版之前，我又两次对全文进行了删改。
第一节 相关理论及研究文献综述
一、相关理论
本书用以分析的主要理论为社会发展理论（Sociology of Development）。其中主要借助了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发展理念及范式。
20世纪50年代后，发展研究盛行于学界，兴起“社会发展理论”（Sociology of Development），先后有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三者为前后承传、一脉相连的关系，共同构成了解释社会发展事实及其政策涵义的重要理论基础，本书用以分析的理论观点与它们相关。本书的分析还涉及到路径依赖理论。
（一）现代化理论(Theory of Modernization)
现代化理论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 其兴起与二战后获得独立的新兴国家开始自己的现代化进程、亟需用发展理论指导实践直接相关。
现代化理论认为，西方发展国家是“现代社会”的代表，非西方不发达国家则为“传统社会”，两者的发展道路、方式、目标是一致的，区别只是发展进程的快慢差异和发展阶段的前后差别。发展即是从“传统”向“现代”的进化。不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需要全盘接受西方的发展模式和经验。
现代化理论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落后是自身本土文化造成的，由于本土的传统文化和旧的价值观念，缺乏进步的动力。
现代化理论指出，欠发达国家发展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工业化，摆脱贫困落后。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滴流”效应可以实现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和政治的民主化。
70年代后，“新现代化研究”出现，不再把“传统与现代”视为一对排斥性的概念，认为两者可以同时并存、互为补充；不再坚持“单线进化”的发展模式，提倡多样的发展路径和模式；更注重具体的个案研究，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应当寻求自己的发展道路；开始重视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的因素和格局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道路的影响（童星，2005：143）。
西藏发展道路的选择多受传统现代化理论的影响，经济发展的主导方向是工业化。孙勇等人的研究发现，西藏的产业投资结构主要是向工业倾斜（孙勇等，1991），中央财政补贴分配结构是以工业投资为主，产业部门投资平均增长速度以工业最快，经济发展政策和治藏策略正是现代化理论倡导的“通过工业化从根本上摆脱贫困落后”（温军，2006：37）。
（二）依附理论(Theory of Dependency)
20世纪60年代后期，现代化理论提供的发展模式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失败，拉丁美洲尤为突出。对现代化理论进行批判反思的依附理论兴起。
依附理论的根据为著名的“中心-外围”论。普雷维什（Prebisch, R.）认为，世界经济关系实际上是由支配地位的工业发达国家作为“中心”，而被支配地位的生产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作为“外围”构成，中心国家控制和剥削外围国家，双方的关系是不平等的（车维汉，2006：89）。
依附理论提出，外围国家受到发达国家的经济控制，发达的中心国家利用经济优势，压低外围国家初级产品的价格，抬高本国工业产品的价格，将经济剩余从外围国家转移到中心国家，从而造成外围国家的依附。第三世界国家落后的原因在于外部，是依附与剥夺的结果；先进国的发展造成第三世界的低度发展（underdeveloped），依附国必须打破制约以进口替代、计划经济和国家干预来实现工业化达到发展。
依附理论认为，外围的发展有三个阶段：殖民主义阶段、替代进口工业阶段、真正自力更生阶段。第一阶段由于殖民统治，外围国家的经济畸形发展；第二阶段，外围国家政治上独立，开始推行替代进口工业化战略，但在不合理的世界经济格局中造成金融和技术上的依附；第三阶段，外围国家的群众普遍觉醒，认识到只有通过群众性消费部门的发展，才能导致民族的自力更生经济。依附理论提出，不发达国家只有割断与中心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系，才能摆脱依附地位，获得自主发展（童星，2005：147-151）。
后期的依附理论从“依附注定低度发展”转向“新依附”（New dependency），提出利用发达国家的高科技发展经济，中心与外围国家建立互赖关系（段兆麟，1994：77）。
（三）世界体系理论(Theory of World System)
世界体系理论是I.沃勒斯坦（I. Wallerstein）及其同事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的发展理论，目的在于弥补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的不足。世界体系理论将世界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探讨其总体的发展规律，并从世界总体的发展过程中来分析作为部分的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吴忠民等，2006：385）。
沃勒斯坦将整个世界体系作为一个分析单位，认为，现代世界只有一个源于16世纪而持续到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制，世界体系是分工与整合的持续过程，世界各国根据自己的位置，分别列入核心、半边陲、边陲国家的经济角色之中；不同的经济角色由不同的“劳动分工”决定，核心加工制成品，半边陲和边陲提供原料和廉价劳动力；世界体系的整体结构及其发展规律决定着其中单个国家和社会的地位变化。发展就是在世界体系中改变位置，即从边陲向半边陲、向核心升迁的过程。世界体系理论注重社会变迁和互动，认为世界体系整体及其运动规律调节着体系内各个国家的地位变化（童星，2005：161）。
后期的世界体系理论认为应强调政治自主性，国家体系可借助政治力量促进资本转移，拓展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段兆麟，1994：77）。
一些社会学家将世界体系理论用于分析民族国家内部不同地区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发展。美国社会学家赫克托（M. Hechter）研究了英国凯尔特人（Celts）之后，对于一个国家在发展本国经济的过程中，经济较发达的多数民族聚居的“核心地区”和较不发达的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地区”之间的关系，提出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扩散模式和内部殖民主义模式。
扩散模式（The Diffusion Model）是指在各民族拥有平等权力的条件下，经济发达的多数民族聚居区“核心地区”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结构逐步扩散到少数民族聚居的经济不发达的 “边远地区”，并使“边远地区”在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方面达到“核心地区”的水平。由于这一过程不仅仅是经济生产活动的扩散，还是社会政治组织制度的扩散，这一模式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国家协调处理其内部“核心地区”与“边远地区”关系的理想模式。
内部殖民主义模式（The Internal Colonialism）的实质是“核心地区”对“边远地区”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就像帝国主义国家对待殖民地一样。边远地区发展采矿业和加工业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向核心地区提供资源或某些出口商品（马戎，1996：165）。
学者的研究认为，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是典型的扩散模式。但是，扩散模式在西藏的实施并未达到中央政府预期的效果，反而形成了极为特殊的依赖型经济（Dependent Economy）。在西藏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资本积累和工业化，只是因为中央政府的财政补贴而实现了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大幅度提高（马戎，1996：207）。西藏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并未通过推行工业化而扩散达成“富民强区”的目的，相反，扩散结果却形成了一个无论是经济产业部门的发展、还是社会生产组织制度的引入，均由中央政府高强度财政支撑的供给模式（温军，200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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