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促进就业和创业。扩大就业，能够有效地降低收入不均等（蔡防，2008）。国冢通过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措施，无疑有利于创造就业岗位。可是如果依然强化资本密集型投资，却未必能够达到预期的就业扩大目标。因此，重点刺激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可以收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扩大就业的双重政策效果。此外，鉴于非正规产业能够有效吸纳城镇底层收入群体和农村迁移劳动者，放松对此类就业者例如流动摊贩的行政管制，有利于提高底层收入群体的就业率。更重要的是，危机来临之际，也是促使各级政府采取有力措施破除行业垄断之机。放开垄断领域，维护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对于激励国民创业，可谓是一项效率最高的创业和就业促进政策。<br> （3）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将农村迁移工人纳入城镇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的政策，已经处在试点阶段。这既是危机时刻稳定社会的关键手段，又是在长期的城市化进程中强化社会包容性、减少收入不均等程度的重要战略。在以往的20多年里，这一流动性很强的人群虽然实际上属于城镇底层收入群体，但相对于其在农村家乡的收入水平，他们及其留守家庭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改善。这是中国收入不均等程度虽然提高，但农村户籍人口对自身相对收入水平仍具有正面判断的决定性因素。可是危机凸显了迁移劳动者的脆弱性，此时推行包容这一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于维护他们的经济安全可以立见成效。需要注意的是，正因为农村迁移劳动者就业不稳定，流动性强，非正规就业者多，从制度创立伊始，就需要“量体裁衣”的保障项目。具有灵活性的制度设计，将不但有利于增强企业和迁移劳动者的参保意愿，而且也有利于维护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br> （4）在国家经济刺激计划中，增加中西部乡村基础设施投资和农业投资。这样做，不仅有助于提高中西部农村居民的收入，从而降低全国的收入不均等程度，而且有助于改善当地贫困人口的食品保障状况。<br> （5）改革税制，减少乃至消除个人所得税中的累退性。税制与所有住户的生计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在收入高度不均等的情况下和在危机期间，公众对于社会平等和公正的诉求会比平常时期强烈。若在此间开始酝酿改善税制，可谓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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