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议会中，穆勒公开回应了洛对爱尔兰土地法的攻击，他向人们展示了自己经济学归纳性的一面。穆勒断言，“在弄清具体情况之前，没有人能断定对任一国家来说，什么是正确的政治经济学。”通过对欧洲土地占有权的比较性和归纳性的研究，穆勒得出结论：在英格兰令人赞许的大农场体制被证明比大陆的自耕农体制要差。穆勒指出，自耕农阶层在爱尔兰的回归不仅会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村居民，还会促进政治稳定、道德进步，防止发生革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穆勒支持制定法律来保障土地占有权的稳固性、保证地租水平公平合理，以及确保对承租人做出的土地改良进行补偿等，他还提出了针对未开发地区的“国内拓殖”（home colonization）计划。针对一些人反对制定土地法、声称这样做会危及神圣的私有产权的观点，穆勒回应道，土地产权与资本产权完全不同，对它的“拨用完全是出于道义上的考虑”。
莱斯利对穆勒的追随主要是在土地问题上。他的观点直接与穆勒的正统门徒J.E.凯尔恩斯相竞争；在爱尔兰问题上，凯尔恩斯的态度比在一般的经济学问题上要灵活一些，相对不是那么教条。事实上，他甚至对曾经损害了英国对爱尔兰谷类产品需求的自由贸易政策也能够予以接纳。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认为，解决爱尔兰经济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将其过剩的人口输出国外，并向大规模牧场投入资本。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莱斯利在爱尔兰问题上的观点与凯尔恩斯有本质的不同。此外，像杰文斯一样，莱斯利对正统学派的权威大加抱怨，并对凯尔恩斯忽视自己的著作深为不快。在《威斯敏斯特评论》上评论凯尔恩斯的观点时，莱斯利断言，代表未来经济学发展潮流的是他而不是凯尔恩斯：
在其经济学学术生涯中，凯尔恩斯先生非常吝啬给我的观点以任何关注，他从来不曾提及它们；但是，我仍然认为我过去是，现在仍然还是大陆上为数众多的新一代经济学家思想和学术倾向的倡导者和拥护者，李嘉图追随者的只字不提丝毫不能阻止公众聆听我的观点。莱斯利对凯尔恩斯的敌意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凯尔恩斯与穆勒关系十分密切，这让他心里很不舒服。并且，莱斯利只是贝尔法斯特的一个外省教授，而凯尔恩斯却是赫赫有名的伦敦大学学院的教授，这让他心生怨恨。最后，当他的作品无法在严肃的评论性杂志上发表时，他经常向穆勒抱怨，说出版人对凯尔恩斯所说的每一个字都笃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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