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冶方，于1908年10月24日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玉祁镇的一个小职员家中。原名薛萼果，父亲是荣氏家族在无锡纱厂的一名小职员，家境贫寒。1921年即他13岁的那年秋天才进入无锡县立的小学读书，但很早就接受进步思想，1923年初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又经中共上海区委批准即正式转中共党员。不久，无锡地下党组织成立，孙冶方被选举为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同年底加入国民党。1925年11月，按照上级组织的安排，孙冶方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去的有60多人，其中有张闻天、乌兰夫，还有王明等。在那里经过两年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学习，1927年夏毕业后，分配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讲课翻译。1927年11月，东大中国留学生合并到中大，孙冶方也随之返回中大继续担任讲课翻译。从那以后，孙冶方的一生就融入了政治经济学的浩瀚学海之中。1930年9月，孙冶方回国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先任上海人力车夫罢工委员会主席，后又任人力车夫总工会筹委会主席。年底，调任沪东区工商联筹委会主席。1931年初，孙冶方在英租界被捕，但敌人没有任何证据断定他是共产党员，以为是“乡下佬”，因此在捕房里关了七天就释放了。出狱后，孙冶方立即向党中央递交书面报告，希望恢复组织关系，同时还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但王明宗派集团把持着中央领导权，对孙冶方的“书面报告”置之不理，孙冶方被排斥在党外七年之久。这期间，孙冶方在逆境中一直坚持斗争，以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对党的土地革命路线的透彻理解，与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等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开设新知书店、中国经济资料室、发行《中国农村》月刊，深人工厂、农村，以大量的调查材料，论证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批判王明和“托派”夸大中国社会资本主义性质，反对党的土地革命路线的左倾观点。1934年6月，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孙冶方不得不绕道香港去了日本，在东京替商务印书馆翻译卢森贝《政治经济学思想史》。1935年9月：回国，继续从事《中国农村》的编辑工作。1937年5月，孙冶方恢复了党籍，调任中共江苏省文化工作委员会任书记。1940年9月，孙冶方根据组织决定去延安，途经重庆时，向周恩来汇报了工作，周恩来根据当时形势，指示他去苏北华中局工作。1941年6月，孙冶方到了苏北根据地，先在华中局宣传部任宣教科科长，后又去华中局党校教学并兼任教育科科长。在华中党校工作期间，提倡加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加强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1949年随军到上海，任上海市军管会工业处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等职。孙冶方最有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的文章，大都出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1956年11月，他联系经济建设中已经出现的问题，深感到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和一些经济政策存在着严重的弊病，写了《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①等文章，批评斯大林把价值规律和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对立起来的观点，指出：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必须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同期，他还写了另外一篇文章：《从总产值谈起》，批判总产值指针妨碍对企业进行科学管理，指出：利润指针是考核企业经营管理好坏的综合指针。1959年7月，他在《论价值》一文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理论思想和改革主张，逐步形成了以自然经济论为批判对象，以价值规律内因论和商品生产外因论为基础的理论体系，积极倡导经济体制改革。从1960年底开始，组织编写《社会主义经济论》，系统清算阻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各种有害倾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64年8月开始，孙冶方被戴上了“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帽子，受到了全国范围的批判。1968年4月5日被捕入狱，直到1975年4月10日出狱，其间，1972年3月，他以给“外调”人员写材料为名，写了《我与经济学界一些人的争论》长篇文章，驳斥了康生、陈伯达一伙政治骗子的谬论，出狱对军宣队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变自己的观点！”从这以后，孙冶方又撰写了大量文章，对经济建设和改革中的紧迫问题，系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同时，还深入清理了斯大林经济思想对中国经济理论界的侵害。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孙冶方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3年2月22日下午5时，这位拼搏了一生的斗士，带着铮铮铁骨，离开了我们，时年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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