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静坤，男，满族，1980年出政法大学侦查学学士、硕士学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博士学们，现就职于最高人民法院。独著《美国侦查制度研究》，独译《司法错误论：性质、来源与救济》，参译《李昌钰博士犯罪现场侦查手册》（获“金盾优秀图书奖”）、《科学之真与法律之真》（即将出版）、《执法人员刑事证据手册》和《刑事犯罪侦查》，参编《司法鉴定精要与法律依据指引》、《刑事犯罪侦查》和《侦查业务》、《人民法院报》、《人民公安报》等期刊杂志发表论文、译文数十篇。

　　《犯罪重建》是一部里程碑式的重要著作，该书由多位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作者联袂写作，这些作者都是世界著名的、适格的并且享有盛誉的法庭科学执业者。《犯罪重建》首先介绍了犯罪重建的发展历史和道德规范，然后阐述了更具实用性的常规重建方法和实践标准。该书最后介绍了重建人员出庭作证的行为规范和证据的可采性等问题，旨在确保犯罪重建人员做好出庭作证的准备工作。
　　该书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色：
　　第一，首次为犯罪重建提供了实践标准；
　　第二，为犯罪重建人员提供了明确的道德准则：
　　第三，首次考察了检验者偏见和观察者效应对法庭科学证据解释的影响：
　　第四，是犯罪重建领域的理想教材，适用于犯罪学和刑事司法领域有关犯罪重建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在很多因素和/或情况的影响下，法庭科学检验者都需要对证据的质量进行折中处理，这种情况可以被称为“证据动态变化”（evidencedynamics）（参见本书第6章）。这种特殊的证据状况很可能会妨碍富有成效的证据解释工作。由于尚未确定最低限度的证据数量和质量标准，因此，在确定物证的数量和质量是否足以进行富有成效的检验和解释时，可能进一步增加整个过程的主观性。
　　第三个涉及主观性的环节就是法庭科学检验者确定两个物证是否彼此“相一致”或者“相符合”的情形。在比对分析的过程中，如果发现了不特定数量的特征符合点时，经常会面临上述问题。绝大多数法庭科学领域都不要求检验人员针对两个物体作出确定性同一认定结论时单独列出特定数量的特征符合点。类似地，法庭科学检验者经常使用那些通常并未公布甚或并未声明的多变的标准（Phillipseta1.，2001）。与这一过程相交织，我们还需要从概率上确定某个符合结论或者事件并不是巧合。①除了DNA鉴定之外，比对分析和鉴定工作的结论通常都反映出某个检验人员的经验，而不是逻辑推理、经验研究和公开出版的研究成果。②由于在证据解释领域缺乏公认的证据基准和实践标准，法庭科学检验者针对证据作出看起来具有科学性的解释结论时，实际上是基于自己的感觉和信念，而不是基于科学方法的证实或者否证。
　　基于那些有待解释的物证，以及那些易于作出主观性解释的证据，检验人员的检验结论很容易受到潜意识的观察者效应的影响。正是由于检验人员缺乏信心，并且存在主观性预期，从而导致观察者效应大行其道。
　　（=）期望的诱惑
　　法庭科学家通常会面临这种情势，即他们秘密地获取那些可能轻易导致有意识或者无意识期望的信息。他们最容易产生的期望就是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一定是有罪的人，即使他们并未实施被指控的犯罪行为。如果我们认识到官方犯罪实验室的制度依附性，这种期望的存在就不再令人惊奇了。

序言
致谢
作者简介
第一章 犯罪重建的历史
第二章 犯罪重建的基本性质和道德规范
第三章 观察者效应和检验者偏见：法庭科学检验者面临的心理影响
第四章 犯罪重建的实践标准
第五章 犯罪重建的方法
第六章 证据动态变化
第七章 犯罪重建中的微量物证
第八章 枪击事件的重建
第九章 使用血迹证据的重建
第十章 火灾现场的重建
第十一章 数码证据的重建
第十二章 伪装犯罪现场
第十三章 犯罪重建在法庭上的持续存在与发展
第十四章 后道伯特时代和后DNA证据时代法庭上的犯罪重建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