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集中也导致了其他的后果。即便是在目前已完成的对雅典和庇里埃夫斯两地居住区非常有限的挖掘中，还是发现在雅典的地米斯托克利城墙内，公元前5世纪的大型新建筑在原来的农田上建起，而庇里埃夫斯也从一个中型村庄快速成长为一个规划良好的大型城市，同时也是希腊最大的港口。大概正是移民的涌入加速了城市的发展，同时也加重了雅典对进口食物依赖，对赖以支撑其购买力的矿山的依赖。
财富的流入所产生的后果甚至更为深远。伯里克利所描述（见第98页）的储备金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它使得雅典可以在陆上和海上迅即采取军事行动。金钱不必在一夜间从其他地方募集，因此雅典的政策不仅独立于其所属盟邦，也独立于另一个可能的财富来源——即雅典上层阶级的制约。也就是说，城邦政策不受制于他们的否决，后来则不然。然而，涉及的金钱数目规模带来了新的责任，也显露出各种新的诱惑。传统社会可以由那些因为财富、杰出体育才能或是属于神明或英雄后代而受到公众认可的人治理。而像雅典这样基于公民大会的复杂政治社会，很快就发现它需要专门人才进行治理，他们要懂得编写一套账目并且进行核实，要有足够的逻辑感来说服他人，要能够随时应付恶意相加的对手以及百般挑剔的公民大会。因此，柏拉图两篇主要探讨教育的对话——即《拉凯斯篇》（Laches）和《美诺篇》（Meno）——特别指出地米斯托克利、阿里斯泰德、伯里克利和修昔底德（不是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而是其年长的亲戚、政治家修昔底德）四人的儿子没有在政治上获得成功，也就并非出于偶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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