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社会主义者要求在取得平等的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的同时,将家务劳动社会化。这种要求背后有两个假定。第一,男女平等就意味着妇女承担与男子同样的社会职能,这实际上是把既成的社会结构(如整个社会的就业模式、雇员的工作时间安排等等)看作是性别上中立的。但实际上,这种结构是在长期父权主义影响之下形成的;要求在这种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妇女与男子一样,实际上仍然是要求妇女单方面同化于男子。第二,这种要求仍然认为妇女与家务劳动之间有特殊联系:用家务劳动社会化来代替妇女所承担的家务劳动,其背后的一个假定是男子理所当然地不能承担家务劳动。7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一些重要改变。女性主义者提出一些新的要求。一个要求是对就业进行重新组织:更多的家长假期,向妇女和男子都提供更多的半天工作岗位,就业模式的更大的灵活性。这种措施的目的是使得夫妇双方可以都可以在照看孩子和从事工作之间分配时间。菲利普写道:
“认为照管孩子可以加以社会化,或者是通过社会提供更好的育儿服务,或者是通过一些集体的生活安排,把身为父母者和不是父母者都吸引进照看孩子的责任之中——这样的观点,现在已经让位于一种更加私人化的设想,它创造条件使得身为父母的个人能够就他们的家务劳动达成一种更为平等的分工。这并不是说这种纲领抛弃了社会提供服务的要求;改善和扩大婴幼儿服务,比方说,仍然是女性主义的一个核心要求。但是女性主义者现在不那么倾向于把照管家人的工作仅仅看作是有待于从她们肩上卸下来放到国家肩上的一个‘负担’。她们现在也不那么倾向于把性别平等看作是某种改变妇女的生活而不同时更实质性地改变男子生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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