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埃特曼（1959－），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在纽约和德国完成中学教育。1981年和1990年分别获哈佛大学的哲学硕士、社会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是西达.斯考切波。1990～2000年在哈佛大学政府系担任助理教授、副教授，2000年开始担任纽约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从事比较／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社会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利维坦的诞生——中世纪及现代早期欧洲的国家与政权建设》1 998年获得美国社会学协会巴林顿·摩尔奖。此外，还与他人合著《从蒙特韦德到布尔迪厄：意大利和法国的剧场与社会》Opera andsociety in ltely and France from Montevererdi t0 Bourdieu Cam-bridge Universlty Press 2007）。
　　译者简介
　　郭台辉，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为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一直从事个体与政治的关系研究，当前以及今后希望长期专注于公民身份与国家建设议题。专著有《齐格蒙特?鲍曼思想中的个体与政治》，译著在《寻找政治》（合译）、《公民身份的条件》、《西方公民身份传统——从柏拉图到卢梭》、《公民身份：世界史、政治学与教育学中的公民理想》、《利维坦的诞生——中世纪及现代早期欧洲的国家与政权建设》等，另有学术论文十余篇。

　　《利维坦的诞生：中世纪及现代早期欧洲的国家与政权建设》展示了一种中世纪及现代早期欧洲国家建设的新理论。埃特曼主张，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权和国家基础结构在18世纪下半叶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有两个因素——在国家形成时期的各级地方政府组织，以及连绵不断出现地缘军事竞争的时间安排——可以解释其中的绝大多数变化。《利维坦的诞生：中世纪及现代早期欧洲的国家与政权建设》利用历史社会学、比较政治学、经济史领域的理论发现以及历史学界最晚近的研究成果，为用跨学科方法研究政治发展的价值提供了一个富有说服力的范例。
　　多年来，学者们一直在竭力解释，在法国大革命之前那段时期形成的欧洲国家为什么会沿着如此不同的路径发展？有些国家为什么走上绝对主义的道路，而另一些国家则走上宪政主义的道路？是什么因素使得有些国家能发展出官僚制的管理体系，而另一些国家在实践中却仍然依附于一种世袭制？

　　所以，总体净收入仅仅达到每年1 800万里弗。140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不断循环反复着征收人头税的经历，这是因为，每一次尝试引入新的、更为直接的税收，都必然遭到一种特权和势力的文化削弱，都被那些深深嵌入在古代政权中的投机商败坏了名誉从1695年一直到1714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War of Spanish Sucession）结束为止，法国政府面临的财政形势实际上是铤而走险的。围绕人头税而出现的各种事件增加了之前在17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吸取的一个教训：法国的政治结构特点是普遍的特权和一个国家代议机构的匮乏，这仅仅排除的一种可能性是，通过增加广泛基础的税收来支付大规模战争的代价。仅有的另一个选择是，强迫那些把自己的未来诉诸延续传统国家政权的人支付款项：官员和金融家。科尔贝的政策表明，能够把这一点做到最好的方式是，提供受人欢迎的投资条件和一种良好的保障措施。战争的压力致使他的继承人不愿意努力去说服，因此，在1695年之后，他们逐渐转向直接的胁迫据不完全统计，1695-1715年的数据本身是非常惊人的：从不寻常的商业活动（affaires extraordinaires）得来5亿570万里弗（实际上其中只有3亿8 000万里弗给了国家），从不下41次的汇率变动中获得的利润价值达到7000万里弗，以一种超过1 260万里弗的资本价值创造了堆积如山的新年金。141但这些数据并不能反映的是，为了满足其财政需求，政府在多大程度上乐意使用坑蒙拐骗的手段甚至是武力，打击其潜在的、绝大多数是忠诚的支持者那些处于行政管理等级结构底端的人是最容易被剥削的。政府经常创造许多不重要的职位，然后就“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威胁并压迫购买这些职位的官员，除非官员支付额外的金额。在1702年和1703年，政府给予那些负责征税的官员一个机会，可以购买豁免捐税的权利，而且许多人也购买了。但是，在1705年，政府又迅速取消了所有与价值在4 000里弗以下的官职相关的特权。当然，为了取得额外的费用，他们还是要把这些特权赎回来。自然，从这样一种欺骗手段得来的利益存在一种局限，因为不重要的职务的持有人是财力最为节制的人。

译者序言
中文版序言
致谢
第一章  导论
一、现代早期的国家：四种类型
二、各种竞争性的解释
三、解释早期现代国家的差异：观点
（一）政权
（二）国家基础结构
（三）议会的独立影响
第二章  拉丁欧洲世袭绝对主义的起源
一、罗马帝国晚期与国家形成早期——西哥特人的西班牙、伦巴底族人的意大利以及墨洛温王朝和加洛琳王朝的高卢地区
（一）罗马帝国崩溃与黑暗时代的早期王国
（二）加洛琳帝国
二、拉丁欧洲经济与教会的复兴以及王权的新生
（一）经济的扩张
（二）城堡监守的兴起
（三）教会的复兴
（四）国家在拉丁欧洲的重新形成
三、早期的地缘政治竞争与代议机关以及国家税收体制的创建
（一）地缘政治持续竞争的早期发端
（二）有偿战争的兴起
（三）行政管理体制的扩展
（四）代议机关与稳定的税收体制
四、战争与税收对财政和行政管理的影响：世袭绝对主义的开端
（一）财政
（二）行政管理
（三）代议机构与私有化的威胁
五、结论
第三章  拉丁欧洲改革的失败（1500_1789年）
一、战争与法国世袭绝对主义的成功（1494—1659年）
（一）等级议会的衰弱（1440年之后）
（二）与西班牙的战争（1494—1559年）
（三）战争与财政（1494—1559年）
（四）战争与私人占有的官职（1494—1559年）
（五）宗教战争与世袭制的加剧
（六）亨利四世、叙利以及“非理性化”的“理性化”
（七）战争的复活及其后果
二、伊比利亚和意大利的世袭绝对主义（14921789年）
（一）战争、征税与卡斯蒂尔的议会
（二）战争与西班牙的财政
（三）官职的出售与正式的世袭化
（四）世袭绝对主义在卡斯蒂尔之外的进展
三、科尔贝和路易十四统治下的世袭绝对主义“改革”
（一）科尔贝的“改革”
（二）战争的考验（1688—1714年）
四、地缘政治压力、改革失败与世袭绝对主义的终结（1715—1791年）
（一）战争与真正改革的尝试
（二）最后的希望：内克尔
（三）代议制度的回归与改革的成功
五、结论
第四章  英国的官僚宪政主义
一、不受约束的国家构成、早期地缘政治压力与早熟的分权尝试（公元400—1453年）
（一）参与式地方政府的基础
（二）地缘政治的竞争与国家机构的成长
（三）议会的出现
（四）常规的税收和财政
（五）通向世袭主义的重重压力
（六）议会对世袭制发难的化解
二、世袭主义的强化及其暂时的死亡（1453—1659年）
（一）世袭制的恶化
（二）国内战争的重重影响
三、英国的王政复辟与“政府革命”（1660 1688年）
（一）复辟的安排及其细节
（二）战争与第一轮常规性的改革
（三）反对改革的种种努力
（四）新一轮的改革攻势
四、不列颠新国家政权的巩固（1689年之后）
（一）大规模战争的行政管理需求
（二）议会的监督
（三）大规模战争对财政的挑战
（四）行政管理一财政体制的新完善
五、结论
第五章  德国的官僚绝对主义
一、国家建设与帝国在黑暗时代的失败以及德意志领土国家的出现
（一）德意志在后罗马帝国时代的大规模国家形成
（二）萨莱纳王朝的神圣罗马帝国及其失败
二、代议制度、地缘政治竞争以及官僚绝对主义的巩固（1450—1789年）
（一）德意志新领土国家中的代议机关
（二）基础结构的扩张与官僚绝对主义的成熟
三、官僚绝对主义的局限与矛盾：以布兰登堡—普鲁士为个案
（一）选帝侯与普鲁士国家的建立
（二）普鲁士处于顶峰时期的军事绝对主义
四、结论
第六章  世袭宪政主义：成功与失败
一、匈牙利与波兰不受限制的国家形成与地方精英自治的巩固（1000—1387年）
（一）匈牙利
（二）波兰
二、持久地缘政治竞争的到来与世袭宪政主义的成功（1387—1648年）
（一）匈牙利
（二）波兰
三、对匈牙利和波兰世袭宪政主义的内外威胁（1648—1795年）
（一）匈牙利
（二）波兰
四、斯堪的纳维亚世袭宪政主义的失败
（一）丹麦
（二）瑞典
五、结论
第七章  结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