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晚安，我首先要感谢葛兆光教授给我这么慷慨的介绍，其实打几个折扣就对了，我不太敢当。今天的讲座我要讲的题目是《徐光启的理学观念》，大家知道，我们以前认识的徐光启不外就是两个，一个是伟大的科学家，另一个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也的的确确是一个科学家和一个天主教徒。但是，此外他就好像没有什么其它的东西了。
今天我就是想要补充一个这方面的研究。我想说，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儒家经典的学生，因为在中国要念书、考试和做官，他就离不开念《五经》中的一经和《四书》，这是最基本的知识，因而徐光启是一个Classics student。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他的运程走得比较慢，四十几岁才考中进士，好在以后发展得还不错，一直在翰林院里当官。万历之后的天启年间他很不得志，回乡去了，后来崇祯皇帝又把他召回来做礼部侍郎，然后一直做到礼部尚书。当他做礼部侍郎的时候，他还当日讲官。我们知道，在那时明朝有一个经筵的制度，用英文说就是imperial lectures，徐光启在当时就是给崇祯皇帝做讲官。我们不知道他到底讲过多少次，但最少也讲过一次，因为他有具体的讲稿留下来。照这讲稿看，他是敬业的。我在讲座中要说的是，尽管徐光启是一个科学家，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但其实他有的是一个儒家的背景。他是读儒家的一些经典著作长大的，所以我们要研究的就是他这样的一个背景对于他之后信奉基督教究竟有没有抵触或者帮助，我分析的结果是，这其实是有帮助的。
我们要注意的是，到徐光启有机会接触皇帝的时候，他的思想其实已经很成熟了，对西学也有相当的造诣。作为一个上了年纪、有作为而且有机会向崇祯皇帝讲学的人，他有没有把这些新的东西介绍给崇祯皇帝，我就从这个方面去查，但结果我很失望，他其实也受到传统的束缚，他也跳不出来。他也给崇祯皇帝介绍过许多新颖的经筵进讲的方法，比如说“你不要老念书，有些书很肤浅的，你可以跳过去，有些也不用讲得那么深。有些讲到你真的不懂的时候，请你允许讲官把书带进来作为参考。”这个在明朝好像还是没有人讲过的。崇祯皇帝当政的时期国家很危急，他把讲学和处理奏疏的事情混合在一起做，徐光启实际上是不同意这样的做法的，因为很多重要的政策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的，更不要说是能够在经筵中马上解决的，所以进讲和处理奏疏两者应该分开。那么，分开后应该怎样办呢？徐光启建议，皇帝在文华殿讲学，可在文华门外直房中用一两间做书库，把所有皇帝需要的书调到那里，讲官讲学需要的书也可以放在那里。这一点也是蛮新颖的。他还认为应该增加讲官的数量，然后可以把他们进行分班，皇帝有什么问题要询问他们的时候就可以让他们分别去做专题报告。这样说来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智库一样，对于各方面都有所帮助。这一点是有所创新的。但总体来说，他还是没有跳出《四书》、《五经》的知识框架。
今天要给大家做的这个报告，其实也可以说不是报告，因为葛先生是同辈学者中我尊敬的一位，他让我来，我不敢不来，我也没有做很多的准备。在这里，我只是要探索一个比较新一点的题目。1980年代中，我曾经与裴德生(willard J.Peterson)教授合写过一篇中文论文，谈的就是徐光启、杨庭筠和李之藻他们如何成为天主教徒，但是之后我也没有再深入探讨下去，现在重新来说，讲的又是一些新的东西，因而思想也不是很成熟，也没有讲稿。相对于今天葛先生带来的我这两本著作而言，以下我所讲的内容就要比较虚、比较抽象一点了。
大家知道，徐光启在利玛窦在华的这个时期被赋予了很特殊的地位，人们一般认为杭州的李之藻、福建的杨庭筠以及徐光启是基督教的开教三大柱石。大家都说他是一个基督教徒，讲的是“天学”。所谓天学，就是天主教的教义结合传教士在当时所引进来的欧洲科学知识的东西。那么，我们要问的就是，这个天学和儒学到底有没有关系。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面对另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徐光启讲的东西，在抽象的层面上是离不开文字的，那么，他写的东西可以相信吗？你要相信吗？这个问题你必须先处理。如果他说的东西不足采信，我们也可以用，只是需要以另一种用法来用。如果他所说的可信，我们也就可以用来解释与他有关的问题。结论我在这里可以先讲一下：我是相信他的文字，觉得他的文字是honest，诚实的，而基于这点，以后我就有话可说了。另外一个问题是，现代研究者都同意，晚明有一股很强的实学思潮，徐光启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实学家；但问题是，徐光启除了关心当时一般学者们所关心的之外，还有没有其它问题在关心着呢？当然，我们马上会想到宗教。但宗教毕竟是宗教，在宗教之外有没有另外一种学术是他关心的？对于这几个问题，我今晚想跟大家分享我的初步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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