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助者，天助之。”这是一条屡试不爽的格言，它早已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被无数人的经验所证实。
自助的精神体现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它既是一个人取得任何发展与进步的真正动力和根源，也是一个国家强大兴盛的真正源泉。从效果上看，外来的帮助只会使受助者变得衰弱，而自救者内心的救助则必定使其强大发达。
无论你为某些人或某些阶级奉献了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讲，到头来都反而会扼杀他们为自己尽心尽力干活的进取心和动力。在人们需要极度呵护、过分指导和严格监管的地方，其不可避免的趋势是：这里的人会逐渐变得过分依赖而不可救药。
即使是最好的制度也不可能给某个人以积极的帮助，它们能够做的，最多就是放手让人们自由自在地去追求他们自己的事业，从而改善他们自身的生存状态。但是，几乎在所有的时代，幸福生活是通过制度而不是通过自己的行动去获得的，人们竟然都对此深信不疑。因而，作为一种促进人类进步之动因的立法的价值常常被高估了。为此，人们设立的立法机关的职能部门成千上万，每隔3年或5年就选举一次立法者。然而，无论立法机关的职能被诚心诚意地履行得多么好，它对每个人的生活和性格所起的积极影响都是微不足道的。更有甚者，每天在生活中发生的一切越来越明显地使人们认识到，政府的作用是消极和有限的，而不是积极和无限的，即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保护——保护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如果法律得到严格的执行，它就能平等地保护人们享受他们自己的劳动果实，而不受任何智力上或身体上的限制，只需人们付出相对来说很小的一点儿代价（纳税）就行了。然而，无论多么严厉的法律都不能使游手好闲之徒勤奋起来，也不能使奢靡浪费者节俭起来，或使嗜酒如命之徒能有所节制。要改变这种现象，只能通过个人勤奋、节俭和自我克制的行动才能奏效，即通过养成更好的习惯而不是被更大的权力逼迫着去改变。
一个国家的政府本身通常只不过是组成它的社会个体性格的复制品而已。一个高于人民素质水平的政府必将被拉回到与其人民的素质水平相同的层次，而一个低于人民素质水平的政府迟早要被提升到与人民素质水平相同的档次。就秩序的性格特征而言，正如水能形象地显示出自己的水平高度一样，一个国家的法律和政府的结构、内容及其结果也能确切地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整体性格。高贵的人将得到高贵的统治方式，无知而愚昧的人则受到无知的方式统治。确实，所有的经验都证实：一个国家的价值和力量绝非决定于其制度形式，而是决定于其人民的素质水平，因为国家只不过是社会个体的集合体而已，而文明自身也只不过是一个组成社会的男人、女人和孩子的个人进步的集合罢了。
国家的进步是每个人勤勤恳恳、吃苦耐劳和正直诚实的结果，就像国家的衰落是每个人懒惰、自私和邪恶的结果一样。大多数被我们痛斥为社会大恶行的东西往往是人们自己堕落的生活的产物。虽然我们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努力减少和根除它们，但是，一旦遇上以其他形式出现的新鲜土壤，它们就又会死灰复燃，除非个人生活和性格赖以存在的条件得到彻底改造。如果这种看法正确，那么接着而来的就是：最高的爱国主义和博爱主义就不应该把精力过多地投放在改善法律和制度的努力上，而应该帮助人们通过他们自己自由而独立的个人行为来提高和改善他们的处境。
当每件事情都依赖于一个人如何用内在因素控制自己的时候，外界因素如何控制一个人所产生的影响相对来说也许就比较小了。最大的奴隶并不是那种被暴君所统治的奴隶（虽然这种统治是巨大的罪恶），而是那种被他自己性格中的不讲道德、自私和邪恶所奴役的人。一个心灵被奴化的民族是不可能仅靠主人或制度的改变而获得自由的；只要这种致命的幻想仍然盛行，自由就仍然掌控在政府手中。即使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不管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变化对曾经身处这种幻觉中的人们并不会产生多少实际的、持久的效果。自由坚实的基础必须扎根于个人的性格之中，它也是社会安定和国家进步唯一可靠的保障。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准确地评论道：“只要在其统治下允许个性存在，即使是专制主义也不会产生最恶劣的后果；任何毁灭个性的东西都是专制主义，不论它以什么名义出现。”
在有关人类进步的问题上，时常涌现一些古老的谬误。有些人呼唤恺撒式的救世主，有些人呼唤民族主义，还有一些人把希望寄托于议会的法令。一开始我们都准备迎接恺撒式的救世主，后来我们发现，“谁承认他并听从于他谁就幸福”这一学说，简单说来就是任何事情都由救世主来为人民做决定，而不是由人民自己来做决定。这种学说一旦被采纳为指导原则，它必将毁灭一个族群的自由和良知，迅速为任何形式的专制主义铺平道路。恺撒主义是人类最坏的一种偶像崇拜——它崇拜绝对的权力，其所产生的堕落效果就像崇拜单纯的财富一样。一个值得在人世间大力弘扬的有益得多的学说是自助的学说，一旦人们完全领悟了它并把它付诸行动，恺撒主义就会销声匿迹。自助的学说和恺撒主义是两个直接对抗的原则，维克多·雨果对“笔和剑”的相互关系的论述适用于上述两个原则之间的关系，即“其中一个会杀死另外一个”。
至于说民族主义和议会法令的力量，也不过是一种流行的迷信罢了。威廉·达尔干，一位伟大的爱尔兰爱国者，他在首届都柏林工业博览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也许非常适合被引用，如下：“老实说，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未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和同胞中，听到人们提及‘独立，一词。我听得最多的是如何从这里、那里或其他什么地方去获取独立，如何把希望寄托在那些从其他国家来到我们身边的人身上等论调。当我最大限度地衡量着任何一个与我们打交道的人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益处时，我的内心深处一直被这么一种感觉深深地打动：我们的工业独立完全得依靠我们自己。我确信，如果在利用我们的精力方面缺乏勤奋、刻苦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我们就不会拥有比现在更美好的机遇和更灿烂的前景。我们已经迈出了脚步，但要切记：坚忍不拔是成功的最大动力；只要我们继续满腔热情地前进，我从内心深处相信，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将达到一个与其他民族一样舒适、一样幸福、一样独立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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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金融时报》
这套书自问世以来，就在世界许多国家不断重印，在全球畅销140多年而不衰，改变了亿万人的命运，被誉为“《圣经》第二”和“美国梦的灵魂”。
——《纽约客》书评
斯迈尔斯先生为人类的社会生活贡献了非常优秀的精神食粮。他以犀利而又睿智的笔调向我们揭示了人生的目标、生活的目的、生命的服从、生活的激情、生命的力量、良心的自由、信仰的伟大等人生的真谛，把上苍赋予我们的脆弱的自然生命塑造并升华成为具有高贵品格和坚强意志的精神生命。
——英国《观察家》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