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性思维在真理的探究过程中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波普尔曾强调批判性讨论在科学进步中的重要性。真理并不专属于掌握特定资源的人，知识的真理性特质只有通过外在化的批判性检验才能获得。通过论辩活动，人从自身内部提取知识，并把它用做每个情景或环境中真理的相对标准。论辩是纠正错误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不同思想的冲突暴露错误而产生真理。除非论辩双方达成默契，放任对方批判和纠正自己的观点，否则就无法保证真理的出现。论辩者打开自己，接受别人有条理的检查，而他的观点或态度会因这种交锋而改变，这样，实现了“主体间的确认”，即出现了一个主体间确认的现实，这一现实不是一个人对世界的主观感受，而是两个这样相互竞争的感知的碰撞。 这就是所谓的“主观互证”，即研究者运用同样的概念语言和科学研究的方法彼此交换他们的发现，并检验彼此的研究成果的可靠性。主观互证要求在词汇的含义方面、交流的符号及用来取得或证实知识的程序等方面一致。如果没有这种一致，知识就完全是主观的，就不能对他人进行有意义的传递。主观互证的水平决定了一个研究者的发现能够在何种程度上与他人的发现相一致。 科学结论作为一种有“好理由”的论述，必定是在交流、论争和说服的过程中历史地、具体地和相对地产生的。从这样的观点来看，论辩即批判性讨论就是创造真理，而不仅仅是使真理显得更有效。
三、批判性思维与提升传统文化
有西方学者曾经指出批判性思维的文化特殊性问题，认为批判性思维是“西方大学的概念”，是西方社会实践的一部分，在亚洲文化中没有地位。的确，亚洲文化传统十分不同于西方文化传统。一些在亚洲国家的中学或大学教书的西方教师已经表达了他们在试图给亚洲学生教授批判性思维和其他相关技能时遇到的困难和难题。他们有共同的感觉：亚洲文化中的某些因素妨碍学生完全领会批判性思维技能。第一，在求真与求道方面，中国思想家看重做事的正确方式（道），而西方的哲学家更注重事物之真，包括真相与真理。第二，在顺从与和谐方面，儒学强调顺从，这会阻碍中国人遵循可能导向任何地方的理由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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