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与狄奥尼修斯：古典教养的悲剧<br> 耶格尔（Wemer Jaeger）著<br> 王师 译<br> 柏拉图第七、第八书简，学界素以为伪出，直到上个十年，方经考训家证实，认定其为柏拉图真作不虚，此为柏拉图教养观念的历史考查打开重要一章。然而，即便这些书简（尤其《书简七》）原非自传性的一手文献，即便史上诚有好轶事而善文辞者，视伟大哲人之热衷时政为极好的文题而伪作诸简，哲人与其时最强力之僭主交游，却诚属公认的事实。即便学界普遍疑其非真，但《书简七》之确有文献价值，盖无争议。但何以从这出叙拉古悲剧中，读解柏拉图自身的立场，对治史者而言，终是莫大的诱惑；虽然普鲁塔克在其《狄翁传》中对此事亦有戏剧化的铺陈，然而此简行文之气韵生动，固已令彼无法相提并论。<br> 纵无书简佐证，我们犹能推断，柏拉图既著《王制》、《法义》诸篇，必对政事充满热情，而此热情亦根本上要化为行动。此种旨向，殆非全由心理学所能说明，唯有进入柏拉图知识概念之结构中，方能有所阐发。因为在此，知识（Gnosis）并非全然脱离生活的思虑，而更掩有数义，如：技艺或艺术（techne）、实践智慧（phronesis）以及正确的反思、公正的决断乃至真实的目的、真正的善等等。柏拉图晚期对话中之理式论，虽更具理论化的表现形式，然其所着力处，始终落于行动，即生命活动（Bios）之上，即便当活动领域自邦国而外渐次收紧，达于“心中之邦”时，亦是如此。柏拉图于《书简七》中自叙生平，述至首度泛希腊之旅——正是此次旅程将其带到了叙拉古僭主的宫中，从中可见，政治实践之志趣乃哲人早年行事的主导因素。哲人所述多可置信，非但因其主要著作与之多有契合，甚而考《王制》与《蒂迈欧》诸篇对话场景中施于其宗族近属的笔墨，亦可证此言非虚。对话的著者隐于幕后，无疑意欲借此暗示自身及其与苏格拉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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