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有两次文化交流的活动广泛而深入地影响了它的历史进程。一次是发生在公元1世纪到8世纪间的中印文化交流，另一次是16世纪末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在这两次文化交流中，哲学都是交流的核心部分，表现在前一次是印度佛教思想的输入，在后一次则是西方科学与哲学的东渐。这两次的西学东渐进展至今，前者已或多或少地成为历史，后者却仍在持续地进行之中。<br>        这后一个文化交融与知识流动过程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我们可以说，中国的近现代思想史，基本上是由西学东渐的历史所构成的。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事件，无一不与西方思想的进入相关联。尤其是西方哲学理论的东渐，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华历史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文化现象。对这个过程的文献收集和分析研究，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工作，其意义已经超出了纯粹的学术领域。

　　按照西方哲学门类来划分甚至切割中国古代思想曾经是很普遍的做法。这属于拙文所没有讨论的广义的反向格义。张文提出这种做法是狭义的反向格义的理论根源，这是一种病理诊断，笔者并无疑义。<br>    不过，笔者有一些观察和思考。第一，张岱年师年轻时曾经有意避免套用西方哲学的门类概念。他的《中国哲学大纲》的第一部分是“宇宙论”，下面则分为“本体论”和“大化论”。第二部分是“人生论”，下设“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以及“人生问题论”。第三部分是“致知论”，下设“知论”和“方法论”。其中多数章节不是套用西方哲学的分类概念，而是从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数据中作出的归纳。这是张先生有意避免套用西方哲学门类划分的尝试和努力。但是他晚年说这是年轻时的幼稚之举，已经放弃了这种努力。由此值得思考的是他的努力为什么会失败，他为什么会放弃这种努力，我们今天是否应该重新开始继续他早年的努力？这种努力是否可能成功？要成功的条件是什么呢？笔者提出这些问题供有心人思考，或许可以减少后来人的一点曲折。<br>    第二，套用西方哲学分类概念的确为中国哲学的研究带来一些困难和问题，但是，作为“顺理成章”的历史发展过程，这种做法并非一无是处，这种做法下产生的作品并非全无价值。问题在于现在和今后如何做。我们是否有可能或应该放弃这种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的分类框架？如果不放弃是否有可能纠正对这些概念的误解之后再使用这些概念？笔者也注意到，张本人参与组织编写的教材已经避免了西方哲学分类的标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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