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寻觅五千年中国历史真相
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玉器之谜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一支重要的古文化，因1936年原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先生首先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今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而命名，距今约5300—4000年。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在余杭区良渚、安溪、瓶窑3个镇内，分布着以莫干山遗址为核心的50余处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内涵丰富、面积广阔、遗址密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高台土冢与祭坛遗址的相复合，以大量殉葬精美玉礼器为特征的显贵者专用墓地及莫干山大型建筑遗址的被发现，良渚遗址已成为印证中华5 000多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并将成为东方文明的圣地。
良渚文化最著名、最有特色的就是玉文化，这是中国玉文化的源头，并且一开始就显现出不凡的艺术魅力。良渚文化为何在5 000年前就有如此出众的玉文化呢？先民们为何要雕琢那么多玉器，又是如何雕琢的呢？
有一种说法是，良渚玉器的大量出现是因为装饰、美化生活的需要。
中国玉文化源远流长，玉在人们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玉，一般晶莹剔透，即使有少量瑕疵，也是“瑕不掩瑜”，因为其石料稀有，因此非常珍贵。玉石还不能称为“玉”，只有经过匠师的精心雕琢，才能成为具有各种内涵的玉器，正所谓“玉不琢，不成器”。正因为玉有太多美好的品质，因此人们往往把具有高尚品质的人和玉联系在一起。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士大夫佩挂玉饰，以标榜自己是有“德引”的仁人君子，即“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必配玉，玉只可配君子。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玉，石之美兼五德者。”所谓五德，首先指玉的五个特性，即坚韧的质地、晶润的光泽、绚丽的色彩、致密透明的组织、舒扬致远的声音；然后再用这五个特性来形容人的五个美德，即仁、义、礼、智、信。
装饰生活、美化自己是人的天性。远在9000多年前，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山顶洞人，在闲时也不忘磨制骨器、石头来制作项链等装饰品。7000年前鱼米之乡的河姆渡的先民也是如此，他们在选石制器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拣到的美石制成装饰品，用来打扮自己，这就揭开了中国玉文化的序幕。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中国玉文化的曙光到处闪耀，而最为著名的便是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良渚文化玉器种类较多，典型的有玉琮、玉璧、玉钺、三叉形玉器及成串的玉项饰等。这些玉器都造型精致，刻有各式图案，有很强的装饰作用，特别是成串的玉项饰。所以说良渚文化出现如此众多优美的玉器是因为装饰生活的说法不无道理。
另一种说法是，良渚玉器大量出现，首先不是装饰的需要，而是有更深的文化内涵，至于把玉作为装饰品反而是更晚些的事情了。
他们认为，良渚玉器以体大著称，显得深沉严谨，不属于适合随身佩戴的装饰品，并且当时生产力并不发达，是否会产生这样的需求还值得商榷。
良渚琢玉最明显的特色是形式多样、数量众多。良渚玉琮系由软玉雕琢而成，从外观看呈外方内圆、上大下小形，每个面的转角上有半个兽面，与其相邻的侧面转角上的半个兽面组成一个完整的兽面。这些物品充满神秘气息，现在看来其形状和图案也是令人惊异的，隐隐透出一股凉气。这些玉琮的用途应该与宗教祭祀、财富权力有关。《周礼》中曾有“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的说法。东汉郑玄注“璧圆像天，琮八方像地”，都说明玉琮与对鬼神的崇拜有关。
因此，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良渚玉器是用来祭祀的神器，其更深的文化内涵是对鬼神的敬畏，“玉”由此被衍生出一种权力的象征。这一点从后来“玉”的地位可以得到反证。因此，在中国文化上，“玉”不仅仅只被作为装饰和美好品质的象征，它从一开始就更多被作为具有神圣地位的、能显示权力的神器。
另外，长江中下游一直就充满浓厚的巫术气息，可能就是从此地久远的人类文明——良渚文化继承而来的。有人认为，良渚文化就是以“蚩尤”为首领的部落的文化。据考证，良渚文化时期已经有初步的政权存在，可以称为良渚古国。后来良渚古国被中原炎黄部落为首的青铜文化所打败，共同融人中华文明之中。从历史上看，良渚文化时代的玉文化不仅没有随良渚文化的衰亡而消失，反而被后来的夏、商、周三代全面继承下来，成为中华古文明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夏、商、周三代从良渚文化继承的玉文化，包括一些具体的礼器，如象征王权和军事统帅权的玉钺，祭祀天地的玉琮、玉璧、玉圭、玉璜等，甚至连玉琮上那个象征良渚文化宗教信仰系统的神人兽面纹都被夏、商、周全面继承下来，成为三代礼乐文明的重要内涵。
良渚文化是神秘而又辉煌的，虽然对于良渚文化的玉器，主要是用于装饰、还是用于祭祀的问题，目前尚不能明确，但良渚玉器形制奇特，肯定包含着先民神秘的思维，则是确实无疑的。
苏州虎丘剑池下面有吴王阖闾的墓吗
阖间是春秋晚期吴国国君。公元前514年在伍子胥的辅佐下，用计刺杀了吴王僚，夺回了王位，其后多次率吴军攻楚伐越，屡立战功，又相继战败越国与齐国，成为一方霸主。《吕氏春秋?简选》称他“东征至于庳庐，西伐至于巴蜀，北迫齐晋，令行中国”。
阖闾死后，葬于苏州市虎丘剑池。此墓营建时，征调10万民工使大象运土石，穿土凿池，积壤为丘，历时三载方成。因阖闾爱剑，下葬时以“专诸”、“鱼肠”等剑三千殉葬。陵墓上方剑池为清泉一泓，深可二丈，峭壁如削，景色幽深。相传秦始皇和东吴的孙权都曾派人来此凿石求剑，但无所获，唯凿处成为深池，故称剑池。一说剑池为冶炼宝剑淬火之处。
“虎丘剑池”四个大字，是我国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所书。颜体素有“蚕头燕尾”之称，造诣极深。当年他写这四个大字之后，经过很多年“虎丘”二字逐渐脱落，到了明代，苏州太守马之骏命令著名的石刻大师章仲玉将“虎丘”二字进行描摹补刻，但是后人看来总觉得“虎丘”二字没有“剑池”二字写得那么漂亮，所以有“假虎丘，真剑池”之说。或许大家会问：“凭什么说‘虎丘’二字没有‘剑池’二字写得那么漂亮呢？”其实我们细细看“虎丘”虎的一撇和“剑池”剑的一撇，就可看出二字的差距，“剑池”剑的一撇给人感觉非常流畅，而“虎丘”虎的一撇则有明显的描下来的感觉。
有人说“假虎丘，真剑池”还有另一种意思，这也暗示着阖闾墓的秘密。因为剑池的东西两壁悬崖陡立是天然形成的，而虎丘的后山则是人工用土垒建而成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吴王阖闾的墓。
总之，剑池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吴王阖闾墓是否在剑池下面等问题历来说法颇多，莫衷一是。
1955年整修虎丘，疏浚剑池。当时曾清洗苔藓，证实剑池东侧岩壁上确有明代长洲、吴县、昆山三县令吾翕等人以及唐寅、王鏊等人的石刻记事两方，石刻上载有明正德七年（1512年）剑池水干、予池底发现吴王墓门的简单情况。后来又戽干池水，出清污泥，又见剑池两壁自上到底切削平整，池底也很平坦，没高低欹斜现象，显然是由人工开山劈石所凿成。池南有土坝一个，与石壁三面相连，面积约4张八仙桌大小，低于水面近1米，是人工筑成用来蓄水的。由于池北最狭处，有一个洞穴和向北延伸约3米多长的隧道，可容身材魁梧的人单独出入，举手可摸到顶，从上到下方正笔直，不难推断，这也是人工开凿而成。尽头处为一喇叭口，前有1米多隙地，可容4人并立，而无回旋余地。前面有用麻砾石人工铺成的长方石板4块，一块平铺土中做底座，3块横砌叠放着，好似一块碑石。每块石板的面积高0．8米、宽约1米。第一块已脱位，斜倚在第二块上。第二块石板门的石质不同于虎丘本山的火成岩，表面平整。由于长期受池水侵蚀，显露出横斜稀疏的石筋。根据形制分析，这是一种洞室墓的墓门。剑池是竖穴，南北向，池底的石穴是通路，这和春秋战国时代的墓制形式是完全相符的。
据《越绝书》记载，“阖闾之葬，穿土为山，积壤为丘，发五郡之士十万人，共治千里，使象运土凿池，四周广六十里，水深一丈……倾水银为池六尺，黄金珍玉为凫雁。”这样夸大的描写，虽然不一定可信，但作为春秋末期五霸之一的吴王之墓，其建筑规模肯定很大，墓室设计也必然会相当精密。
由于剑池底下的洞穴最终没有彻底开掘，所以直到今天，苏州虎丘剑池下面是不是真正埋有吴王阖闾的尸骨和珍宝，仍然是个不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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