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省聊城人，生于儒学世家。他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师从刘师培、黄侃等国学大师，后到英德留学，回国后一直在教育与研究部门任职。他学识渊博，贯通中西，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与学校教育等方面均获得了显著成就，一生著述颇丰。他是我国近现代之交，在新旧文化、中西文化碰撞中涌现出的一位著名学者、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中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也是学界公认的自由主义思想家。 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东北史纲》、《夷夏东西说》、《性命古训辨证》、《史学方法导论》等。 傅斯年的“国学”观是科学的“国学”观，是要求具备世界眼光的“ 国学”观，这种新的“国学”观虽仍有其不完善之处，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对我们思考拓展国学研究毕竟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傅斯年的治学范围甚广，其成就涉及中国上古史、明清史、哲学史、文学史、《史记》研究、东北史研究等。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自然是体现他的史学思想的文字，特别是《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他对“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研究的一系列文章和《性命古训辨证》，它们不仅被他本人视为代表作，亦已被学术界奉为经典之作。根据傅斯年的这种学术布局，《大家国学：傅斯年》将傅斯年的文字分为三辑：第一辑“史学思想与史学方法”，第二辑“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研究”，第三辑《性命古训辨证》。希望读者能借助《大家国学：傅斯年》，对傅斯年的学术思想及其成就有一基本的了解。

    至于此种误谬，果为何物，非作者之陋所能尽量举答。故就一时觉察所及，说谈数端，与同趣者共商榷焉。
    一、中国学术，以学为单位者至少，以人为单位者转多，前者谓之科学，后者谓之家学；家学者，所以学人，非所以学学也。历来号称学派者，无虑数百：其名其实，皆以人为基本，绝少以学科之分别，而分宗派者。纵有以学科不同，而立宗派，犹是以人为本，以学隶之，未尝以学为本，以人隶之。弟子之于师，私淑者之于前修，必尽其师或前修之所学，求其具体。师所不学，弟子亦不学；师学数科，弟子亦学数科；师学文学，则但就师所习之文学而学之，师外之文学不学也；师学玄学，则但就师所习之玄学而学之，师外之玄学不学也。无论何种学派，数传之后，必至黯然寡色，枯槁以死；诚以人为单位之学术，人存学举，人亡学息，万不能 ae*衍发展，求其进步。学术所以能致其深微者，端在分疆之清；分疆严明，然后造诣有独至。西洋近代学术，全以科学为单位，苟中国人本其“学人”之心以习之，必若枘凿之不相容也。 二、中国学人，不认个性之存在，而以为人奴隶为其神圣之天职。每当辩论之会，辄引前代名家之言，以自矜重，以骇庸众，初不顾事理相违，言不相涉。西洋学术发展至今日地位者，全在折衷于良心，胸中独制标准；而以妄信古人依附前修为思想界莫大罪恶。中国历来学术思想界之主宰，概与此道相反，治理学则曰“纂承道统”，“辅翼圣哲”，治文学则曰，“惧斯文之将坠，宣风声于不泯”，治朴学则曰，“功莫大于存古” 。是其所学之目的，全在理古，理古之外，更无取于开新；全在依人，依人之外，更无许乎独断。于是陈陈相因，非非相衍，谬种流传，于今不沫。现于文学，则以仰纂古人为归宿；现于哲学，则以保持道统为职业；现于伦理，则忠为君奴，孝为亲奴，节为夫奴，亲亲为家族之奴。质而言之，中国学术思想界，不认有小己之存在，不许为个性之发展，但为地下陈死之人多造送葬之“俑”，更广为招致孝子贤孙，勉以“无改于父之道” 。取物以譬之，犹之地下之隧宫，亦犹之地上之享庙，阴气森森，毫无生趣；导人于此黑暗世界，欲其自放光明，讵可得耶？ 三、中国学人，不认时间之存在，不察形势之转移。每立一说，必谓行于百世，通于古今。持论不同，望空而谈，思想不宜放之无涯之域。欲言之有当，思之由轨，理宜深察四周之情形，详审时代之关系。与事实好合无间，亲切著明，然后免于漫汗之谈，诏人而信己。故学说愈真实者，所施之范围愈狭，所合之时代愈短。中国学者，专以“被之四海”“放之古今”为贵，殊不知世上不能有此类广被久延之学说，更不知为此学说之人，导人浮浅，贻害无穷也。 四、中国学人，每不解计学上分工原理（Divisionoflabour），“各思以其道易天下”。殊类学术，皆一群之中，所不可少，交相为用，不容相非。自中国多数学人眼光中观之，惟有己之所肆，卓尔高标，自余艺学，举无足采。宋儒谈伦理，清儒谈名物，以范围言，则不相侵凌，以关系言，则交互为用：宜乎各作各事，不相议讥；而世之号称汉学者，必斥宋学于学术之外，然后快意；为宋学者，反其道以待汉学；一若世上学术，仅此一家，惟此一家可易天下者。分工之理不明，流毒无有纪涯。举其荦著者言之：则学人心境，造成褊浅之量，不容殊己，贱视异学。庄子谓之“ 各思以其道易天下”究之，天下终不可易，而学术从此支离。此一端也。 其才气大者，不如生有涯而知无涯，以为举天下之学术，皆吾分内所应知，“一事不知，以为深耻。”所学之范围愈广，所肆之程度愈薄，求与日月合其明，其结果乃不能与爝火争光。清代学者，每有此妄作。惠栋钱大昕诸人，造诣所及，诚不能泯灭；独其无书不读，无学不肄，真无意识之尤。傥缩其范围，所发明者，必远倍于当日。此又一端也。凡此两者，一褊狭而一庞大，要皆归于无当；不知分工之理，误之诚不浅也。 五、中国学人，好谈致用，其结果乃至一无所用，学术之用，非必施于有政，然后谓之用，凡所以博物广闻，利用成器，启迪智慧，熔陶德性，学术之真用存焉。中国学人，每以此类之大用为无用，而别求其用于政治之中。举例言之，绎封建之理，评其得失，固史学家当务之急，若求封建之行于后世，则谬妄矣。发明古音，亦文学界之要举，若谓“圣人复起，必举今日之音反之醇古”，则不可通矣。历来所谓读书致用，每多此类拘滞之谈。既强执不能用者而用之，其能用者，又无术以用之，亦终归于不能用。盖汗漫之病，深入肌髓，一经论及致用之方，便不剀切，势必流入浮泛。他姑不论，但就政学言之，政学固全在乎致用者。历来谈政之士，多为庞大之词，绝少切时之论；宋之陈同甫叶水心，清之龚定盫魏默深，皆大言炎炎，凭空发抒，不问其果能见诸行事否也。今日最不可忽者：第一、宜知学问之用，强半在见于行事，而施于有政者尤希；第二、宜于致用之道，审之周详，勿复汗漫言之，变有用为无用也。 六、凡治学术，必有用以为学之器；学之得失，惟器之良劣足赖。西洋近世学术，发展至今日地步者，诚以逻辑家言，诣精致远，学术思想界为其率导，乃不流于左道也。名家之学，中土绝少，魏晋以后，全无言者；即当晚周之世，名家当涂，造诣所及，远不能比德于大秦，更无论于近世欧洲，中国学术思想界之沉沦，此其一大原因。举事实以言之：墨家名学“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引古人之言以为重，逻辑所不许者。墨子立 “辩”，意在信人，而间执反对者之口，故有取于此，立为“第一表”，用于辩论则可，用于求真理之所在，真理或为往古所囿。魏晋以后，印度因明之学入中国，宜乎为中国学术之助矣。然因明主恉，在护法，不在求知。所谓“世间相违”“自杀相违”者：逻辑不以为非，而因明悬为厉禁。旧义不许自破，世间不许相违，执此以求新知识，讵有得者？谈名学者，语焉不精，已至于此，若全不解名学之人，持论之无当，更无论矣。余尝谓中国学者之言，联想多而思想少，想象多而实验少，比喻多而推理少。持论之时，合于三段论法者绝鲜，出之于比喻者转繁。比喻之在中国，自成一种推理方式。如白“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前辞为前提，后辞为结论。比喻乃其前提，心中所欲言乃其结论。天之二日，与民之二王，有何关系；说者之心，欲明无二王，而又无术以证之。遂取天之一日，以为譬况；一若民之所以无二王者，为天之无二日故也。此种“比代推理”宜若不出于学者之口，而晚，周子家持论，每有似此者。孟子与告子辩“生之为性”，代而取喻于“白羽”“白雪”之“白”，径执“白”之不为“ 白”，以断“生”之不为“性”，此其曲折旋转，虽与“天无二日”之直下者不同，而其借成于比喻，并无二道。操此术以为推理之具，终古与逻辑相违，学术思想，更从何道以求发展。后代论玄学者，论文学者，论政治者，以至乎论艺术者，无不远离名学，任意牵合，词穷则断之以联想，而词不可尽；续理则济之以比喻，而理无际涯。凡操觚之士，洋洋洒洒，动成数千言者，皆应用此类全违名学之具，为其修学致思之术，以成其说，以立其身，以树其名。此真所谓病痾生于心脾，厉气遍于骨髓者。形容其心识思想界，直一不合实际，不成系统，汗漫支离，恍惙窈冥之浑沌体而已。
    ……

总序
前言
史学思想与史学方法
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识语
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
与顾颉刚论古史书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史学方法导论
史料论略

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研究
论所谓五等爵
姜原
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
夷夏东西说
周东封与殷遗民

性命古训辨证
序
引语
上卷释字
中卷释义
下卷释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