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介绍一下7年来我在耶鲁做的一个项目。
该项目是为了把环境政策的制定推向一个新的层次，那就是以数据推动，并且以实际的经验来检验。特别要讲一下我们在瑞士达沃斯推出的2006年环境指数。这是革命性的变化——就是基于数据推动。大家都是来自不同方面的媒体和环保人士，我也愿意就更广泛的问题和大家交流，因为我参加了很多次全球环境政策和环境框架的讨论。
这是一个合作项目，是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合作，包括欧盟和世界经济论坛也参与了这个项目。我之所以有兴趣主持这个项目，是因为我曾经做了20年政府环保工作，在此期间，我对很多不确定因素带来的环境问题感到非常失望。在环境这个领域里，我们几乎无法回避的就是总是存在不确定性因素。
这样，很多时候环境决策就非常依赖专家的判断，但是很多专家对环境也不是十分确定。所以在很多时候最终环境决策的基础就变成了猜测，变成了情绪，变成了政治的说教。
所以我希望能够把环境决策向更加坚实的方向推进，更加基于数据分析的基础。首先我认为环境决策应该是基于充分的数据，之后是很好的分析，科学的分析和对于风险的分析。我们最终是想让环境决策基于事实和实践的观察。我特别希望创造一种方式来评估政府的环境表现。
“环境绩效排名总体框架”是一个核心依据，我所用的是现在企业常用的一种方式，就是创造一个指标体系，同类型企业都按照它来看自己的表现。所以它的实质就是通过16个不同的指标体系来给所有国家的环境表现打分。
通过对这16个指标体系的分析，我们可以确定谁是领先者，谁做得不够好，以及如何改进等措施。这样我们创造出的指标体系，不但可以给政府的环境表现打分，而且还可以创造不同的评价体系，不同于单纯依赖经济发展的GDP增长率体系。所以简而言之，我就想推动环境革命，它是基于事实、基于数据的。我觉得这种方式可以让政府更好地对环境负责，比现在其他的环境决策要好。
有了好的指标、好的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到自己的政府做得怎么样，他们和同类国家相比是做得更好还是更差一些。通过提供这样的指标和数据，我们可以使环境决策更加民主化。因为有了好的数据以后，可以评价他们的表现，有利于每个普通人，特别是有利于媒体，而如果达不到环境表现，我们可以问是什么原因。
有了这16个指标体系，我们就可以看到和更容易知道一个正确的决策是做得更好还是没有做得足够好。这样一个体系可以使得我们非常清楚地揭示在环境管理中是不是存在腐败问题，是不是存在表现不佳的问题，是不是存在环境集团操纵等问题，学习环境的人可能有这样的感觉：所有的政府都说他们已经尽力做得更好了。
但是你如果能证明与这个国家情况类似的其他国家，他们的环境表现得更好，就可以向政府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到？
我稍微讲一下。它整个的指标体系分为两个大的目标，一个是环境健康，一个是生态系统的活力。环境健康主要有五个指标与此相关：儿童死亡率，室内空气污染，饮用水，是不是有足够的卫生系统，是不是有清洁的空气（包括城市可吸入颗粒物），这些都跟健康有关。此外是关于生态系统的活力，包括空气质量、水资源、生物多样性和栖息地，还有自然资源生产力、可持续能源，其中又包括很多小的方面，比如总氮、水资源消耗量，这里面还包括荒野的保护，过度捕捞，可持续能源（可再生能源）的效率，能源效率，还有GDP，每个GDP增长所增加的二氧化碳。我们得出这些指标体系是因为环境科学家指出这些相关体系都是重要的，我们把这些体系建立起来再找相关数据。有些数据我们根本找不到，或者大家觉得这些数据太糟糕了，根本不值得相信。
比如我们很希望有这样的数据，能够让大家知道有多大程度暴露在有毒空气下，或者有多少湿地保护，但是在这方面没有相关数据。这样我们所做的就是把我们能找到数据的指标尽量做到更好，我们明确提出其他一些存在的空白和缺陷，希望促使政府把这些缺陷弥补上。
虽然我很希望推动数据的环境决策作用，但是我也承认，它是有局限性的。我们希望做得非常透明化，我们搜集的所有数据都公布在我们的网站上，希望了解这些假设或者分析方法是不是合适。
在我们的环境绩效排名体系中，最终排在前三位的是新西兰、瑞典、芬兰，后三名是毛里塔尼亚、乍得和尼日尔，而在中间的国家有些做得不错，有些却做得不好。最终我们发现一个总的排名是有用的，你可以在其中发现为什么一些国家做得好，一些国家就做不好。
但在环境政策的讨论中，其他问题也可以通过这个排名得到回答。我们通过它看每一个国家，这些国家总体来讲离环境表现的目标有多远，这样就可以看出全球社区以及国际社会在环境保护上做得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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