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 服装与社会 文 南方朔
中世纪后期作家塞坎比（Sercambi）说过这样一则故事：一个皮毛商人前往公共澡堂，脱掉全身衣服后，面对一群未穿衣服、无法辨识和定位的身体，突然间产生失去认同的慌乱与发狂，他再也不知道自己是谁。最后抬着一捆草扎的十字架当做救命之物，但因扎得太松，被他的邻居一扯就散掉了，他失去了一切可依凭之物。那个邻居说：“我是你，滚吧，你已经死了！”商人昏聩之余，遂真的以为自己死了。
塞坎比的故事是讽刺寓言，一个愚蠢的人可以笨到被语言毁灭掉。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其实也可算是一则服装寓言，服装经常是标志、分类、认同、秩序的意义与论述系统，它在历史中发生并被锁定意义。服装不只用于保暖和护肤，也是意义的记号，深深地铭刻着认同、权力以及政治的象征痕迹。因此，德希达遂借着“文本”（text）与“纺织品”（textile）的相关性，在玩弄语言游戏的同时，说道：“无论在述说或书写的论述秩序里，没有一种要素可以在不指涉其他要素之下成为一种功能性的记号。各个要素，无论为语言或图形，它们在痕迹的基础上交织，又与整个系统或锁链的其他元素相连。这种交织，即这种纺织品，亦即文本，只在转换其他文本中产生。除了在元素之间或系统之内，没有东西能够单纯地在或不在。在任何地方，只有差异和痕迹的痕迹。”因此，多伦多大学的金·梭茱克（Kim Sawchuk）指出：社会和历史所镌刻的，不是借着服装而是它们本身加诸身体这个层次，服装和女人不能看成是性或阶级等变数所决定的对象，而必须看成是建构在“互文本关系”中的结果。在任何独特的历史结合点上，服装被放置在有关健康、美丽、道德、性别、国家、结构等论述中。这些论述包含了身体，身体是被织成的多层次对象。它被历史、文化，当然也被政治的丰富内容所触抚。
权力的模仿
鲁迅曾经许多次提到昔日上海的“衣服崇拜症”和“只看衣裳不看人”文化。他说：“在上海生活，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指的是方便）。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地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鲁迅讽刺上海人崇拜洋服，精准地点出了服装在权力关系里的位置，甚至可以说，围绕着服装的修辞本身即是一种权力。权力带来模仿，弱的向强的模仿，庶民向王室贵族模仿，第三世界向第一世界模仿。
其实，罗兰·巴特早已指出过，时装经常提示出的乃是贵族的记忆或消失的记忆。任何社会的优劣贵贱价值差异出现，它的模仿即会渗透到每一个领域，服装也不能例外。
明朝嘉靖皇帝奉道教，自己戴过一种道士用的“青叶冠”，特制了五顶分送宰相夏言、严嵩等大臣。讵料夏言拒不接受，而严嵩则专拣皇帝召见时戴上这个并不符合官员身份的道冠，甚至还在外面罩上一层轻纱，以示爱惜。夏言和严嵩的服装认同如此相异，一个正直古板，一个趋奉有术，没有多久，嘉靖皇帝遂找了个名目杀了夏言，并以严嵩补位。严嵩尽管机诈，但却真正掌握住了服装的认同机制。
类似严嵩之类的将服装认同与阿谀结合，在古代并不稀见。大体而言，服装的模仿原本即为在下之人模仿在上之人，例如，汉朝元嘉年间，大将军梁冀家中的妇女发明愁眉啼妆、坠马髻、折腰步、龋齿笑，民间随即模仿，以为流行。唐朝元和年间，宫中出现乌膏注唇似悲啼状，双眉亦画作八字低，也使得民间抢学。宋代宫内发明白角冠梳，同样被民间模仿。隋代大臣字文述喜着奇装异服，颇受次级官僚羡慕学样。他骑马用的马靴，后面缺角处弄成白色，人们立即仿效，由于他被封为“许国公”，该马靴遂被称为“许公缺”，他戴的巾帕也被称为“许公帕”。模仿是一种对自己不足的弥补，一种羡慕和臣属，除非违背特定的价值禁忌，例如穿了龙袍或紫衣，或者超过了国家经济的负荷能力，否则即是对被模仿者“中心”地位的肯定。中国古代随着缫丝织锦由官办而转向民间自制，庶民模仿官僚阶级也穿金戴银。罗马时代，庶民模仿参议员，也穿着宽大带披肩的丝制套袍。模仿是促成服装流动的主要原因。
由于权力关系而产生的模仿，16世纪西班牙黄金时代的女性撑裙和男子大软领等，是更为明显的例证。当时西班牙国势富强，女性宽大的撑裙、男子高而宽的领，都被认为是典雅、进步、高贵的象征。这种形态的服装遂自然地向欧洲伸展，并随着欧洲帝国的繁荣而被烦琐化。
随着权力而流动的服装在近代的例子就更多了。大英帝国时代那种殖民文官的硬壳窄边圆帽，曾经风行所有被殖民国。清末谴责小说作家李宝嘉所著《文明小史》、佚名所著《官场维新记》将穿着洋服始能走红的价值意义作了极深刻的叙述。强国与弱国的权力落差，在被现实投射出去后，穿着洋服自然就高人一等。它受到人们转移的尊敬和羡慕，求见大官也自然比较容易。现实的权力关系产生了服装的价值等级，服装也同样有了权力。在模仿的诱惑下，被模仿者的自我不断膨大，最终结果就是要求臣属者放弃自己原来的服装系统。法国殖民统治阿尔及利亚时，以促进人权为理由要废除穆斯林的面纱，就被法农（Frantz Fanon）抨击道：穿着乃是“一种社会独特性的建构”，毁灭了它，也就毁灭了认同。古巴小说家迪斯诺斯（Edmundo Desnoes）曾分析过美国媒体痛恨及恐惧穿着革命游击装的卡斯特罗的原因，其实也不外是卡斯特罗在现实政治权力上的不屈服和强悍而已，当这种装束竟然被美国青年模仿，这种反向的模仿行为自然成了对“中心”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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