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木先生是研究历史的，且讲究实证，所以评传所用的材料特别翔实。本书有一个好处是，它并不拘限于叙述传主的个人生平，相当部分涉及当时的报界、文化界，乃至整个社会情状，是时代与人的全景式呈现。然而，历史的面影，总是教人感觉陌生。我们想象不到，大清帝国经过那么多重大战事的冲击可以岿然不动，竞然因为一个小小的排长而颓然坍毁。同样难以想象的是，代之而起的民国会是一个空架子，政权很快由革命党人拱手让给了一位老廷臣。不过，袁世凯意欲称帝到底通不过，此后的接班人匆匆来去，好像也没有谁能够在一个弱势政府里站得住脚。儒教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贯彻了几千年的基本原则早已无法维系人心，民主共和的空气毕竟弥漫开来了。“百代都行秦政制”，这种制度，无论如何封闭和严密，总会在某个瞬刻暴露出致命的弱点，哪怕开始时只是一道狭窄的裂隙。我们说五四那一代人了不起，就在他们充分地利用了这个短暂的间隙，兴起一个“新文化运动” ，通过文化的轮子推进中国的现代化改革。这是一个无政府、无组织、无秩序的时代，一个自由创造的时代。邵飘萍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开始他的报人生涯的。不幸的是，这个时代太早结束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的铁腕里了；尤为不幸的是，邵飘萍的生命结束得更早。但是可以推断，以他这样酷爱自由、生性激烈的报人，如若不是死于军阀的屠刀之下，及后也必将在“ 党国”的书报审查制度中窒息而死。
邵飘萍于1886年出生于浙江东阳县。清末西风东渐，沿海一带可谓得风气之先，而东阳又是最早出报人的地方，因此，邵飘萍选择办报作为终身事业并非偶然。既要办报，就意味着开拓公共舆论空间；问题恰恰是，专制统治者历来推行愚民政策，将政治神秘化，又必然垄断传媒，控制言论，极尽一切手段封闭这个空间。双方的冲突变得无可避免。
自由意志与权力意志谁胜谁败?对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许多人自称为自由主义者，其实他们的“自由”仅只停留在观念上面，甚至托庇于权力，根本不曾打算付诸斗争实践。邵飘萍不同。为了追求政治自由，追求真实与真理，他一直执著于作为一个自由报人的理念，与权力抗争，就像赴火的飞蛾一样，不到死地不肯罢休。自杭州光复，他辞去教职与人合办《汉民日报》时起，即注意充分发挥报纸作为“社会公器”的作用，尊崇人道，提倡民权，监督政府，结果引起革命新贵及黑社会势力的嫉恨；三年之后，报社遭到查封，他本人也蒙受了缧绁之灾。关于这段经历，他曾回忆说：“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狱九月。”亡命日本未久，他又为“新闻救国”的意愿所驱策，返回上海办报。1916年作为《申报》驻北京特派记者，撰写“北京特别通信”，揭露北洋政府治下的腐败与黑暗。从高端到底层，他深入采访，洞察幽微，议论纵横。这些文字，多发人所未发，或不敢发，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反响。
这是本民国报人邵飘萍的评传。在编写过程中，笔者致力于将邵飘萍与中国近代历史、与中国新闻史紧密衔接并打通，从个案到宏大叙事，彼此穿梭，以便仔细观照已逝去的历史岁月，尽管它至今还有许多隐秘的色彩（于是本书就有不少“揭秘”的成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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