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原因还不止于此。部曲奴婢的反抗，从这个等级出现产生之日以来，一直没有中断过。但在唐代以前，却没有造成前面所讲的变化，或未能造成这样大的变化。为什么？这需要我们深入到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内部，对唐代在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特殊性进行考察。
中国的封建社会，从其生产关系的特点来看，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在其前期，生产关系中还保留着较多的奴隶制残余，剥削者对劳动者采取强烈的超经济强制，实行人身占有。而在其后期，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相适应，生产关系更多地体现出其成熟时期的特点，超经济强制减弱而经济强制增强，人身占有也较前松弛。唐代则正处于前后两期之际，因而生产关系发生了相对剧烈的变化②。在这个变化中，租佃关系的发展，对部曲奴婢等级的衰亡有着重大意义。
农业生产中的租佃关系不自唐代始，但直到唐初均田制时代，尚未有很大发展。陈乐素指出：“在均田制宣告废止之前，法制上固不能承认此种[租佃]关系为合法；因此，那些不是有权势的土地所有者，或他的力量不足以勾结有权势者时，还未敢公然与有力无产的农民成立此种主从关系。故此种新体制，毕竟只行于局部，尚非社会的普遍现象”，“占有或役属佃客的，毕竟是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是社会上的少数有势力者”，而他们“本来有奴婢部曲，负担耕耘，对佃客的容纳量，不能过大”。这就限制了租佃关系的发展。直到唐代均田制瓦解后，地主招收佃客成合法，租佃关系才得到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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