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获得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法国当代著名作家，是当今仍活跃于法国文坛并深受读者喜爱的著名作家之一。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1945年7月30日出生于巴黎西南郊布洛涅——比扬古的一个富商家庭。父亲是犹太人，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走私活动，战后在金融界工作，其母为比利时籍演员，他有个哥哥吕迪，但不幸早逝。莫迪亚诺自幼喜爱文学，10岁写诗，十四五岁便对小说创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965年他在巴黎亨利四世中学毕业，后入巴黎索邦大学学习，一年后辍学，专事文学创作。
　　一九六八年莫迪亚诺在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处女作《星形广场》一举成名。一九七二年的《环城大道》获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一九七八年的《暗店街》获得龚古尔奖，一九九六年，莫迪亚诺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奖。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已发表了近20部小说，而且从第一部小说《星形广场》(1968获得当年的罗歇·尼米埃奖)开始，连续获得了包括龚古尔奖和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在内的多种文学奖，他和路易·马尔合作的电影剧本《拉孔布·吕西安》(1975)搬上银幕后甚至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从而在当代法国文坛上为莫迪亚诺奠定了当之无愧的第一流作家的地位。
　　他的作品曾多次被翻译成中文，代表作有：《暗铺街》(译林出版社1994年版)、《八月的星期天》(今日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青春咖啡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地平线》(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
　　莫迪亚诺的小说常常通过寻找、调查、回忆和探索，将视野转回到从前的岁月，描写“消逝”的过去；也善于运用象征手法，通过某一形象表现出深远的含义。二〇〇七年出版的《青春咖啡馆》是莫迪亚诺创作的第二十五部作品，出版两周销量即突破十万册，并被法国《读书》杂志评为“二〇〇七年度最佳图书”。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迪亚诺的《夜半撞车》是“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2003”评选中法国文学入选作品。深夜，一名孤独的青年在巴黎街头漫步，被一辆湖绿色的“菲亚特”轿车撞倒了。他与肇事车辆的车主，一位名叫雅克琳娜·博塞尔让的女子一起坐上警车，被送往医院。等他清醒时，却只身躺在一家诊所，那名女子已不见踪影，而他得到了一笔钱。为了弄清事实，离开诊所后，他按照一个不确切的地址，开始寻找、调查那位女子，而那辆肇事的湖绿色“菲亚特”则成了他追寻中的最重要的线索。这位女子使他想起了另一名女子，湖绿色的“菲亚特”使他想起了一辆小型货车。整个寻找的过程又是一个回忆的过程。
　　《夜半撞车》描述了这位年轻人在寻觅的过程中，记忆起一幕幕早年生活的片断，重新思索了自己过去的生活，最终，他找到了雅克琳娜·博塞尔让，一切又复归平静。

　　在这部自我虚构色彩浓厚的叙事作品中，作者以其流畅和清晰的独特文笔，叙述了一则寻找和回忆的故事。夜半撞车象征着把年轻人从消沉中唤醒的一次冲击。
　　为了坦然地面对生活，年轻的主人公不断地在寻找，在梦幻和现实的交织中回忆过去，进行反思，以探求人的存在价值，从而揭示了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寻找的过程。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他唤醒了对最难以捕捉的人类命运的记忆。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

　　在法国文坛纪德之后，就很少有作家不是按照一种自我设定、或大或小的模式写作，莫迪亚诺无非显得特别突出罢了。《夜半撞车》中的“我”与作家笔下许多主人公扮演着同一角色：一个追忆者。
　　——止庵

　　在我即将步入成年那遥远的日子里，一天深夜，我穿过方尖碑广场，向协和广场走去，这时，一辆轿车突然从黑暗中冒了出来。起先，我以为它只是与我擦身而过，而后，我感觉从踝骨到膝盖有一阵剧烈的疼痛。我跌倒在人行道上。不过，我还是能够重新站起身来。在一阵玻璃的碎裂声中，这辆轿车已经一个急拐弯，撞在广场拱廊的一根柱子上。车门打开了，一名女子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拱廊下，站在大饭店门口的一个人把我们带进大厅。在他打电话给服务台时，我与那位女子坐在一张红色皮长沙发上等候。她面颊凹陷部分，还有颧骨和前额都受了伤，鲜血淋淋。一位棕色头发理得很短、体格结实的男子走进大厅，朝我们这儿走来。
　　外面，他们正围着那辆车门大开的轿车，其中一个人在记什么东西，仿佛在做笔录。正当我们登上警事应急队的车的时候，我发现左脚穿的鞋没有了。那位女子和我，我们并肩坐在木头长凳上。而那个壮实的棕发男子则占了我们对面的长凳。他抽着烟，时不时冷冷地瞅我们一眼。透过装了铁栅栏的窗玻璃，我看出我们正顺着杜伊勒里花园堤街而去。他们没让我来得及取回我的鞋，我想，它可能整夜就呆在那儿，在人行道中间。我糊里糊涂，再也不知道我刚才丢弃的究竟是只鞋子，还是一个动物，就是我童年时被车子碾死的那条狗，当时我住在巴黎郊区的居尔泽讷博士街。在我的脑子里，一切都搅和在一起，变得模糊不清。也许，我摔倒时伤着了脑子。我向那位女子转过身去。我很吃惊，她居然穿着一件毛皮大衣。
　　我想起来了，那正是冬天。而且，坐在我们对面的那位男子也穿着一件大衣，而我则穿着一件在跳蚤市场买到的这种旧的羊皮衬里上衣。她的毛皮大衣，当然，她不是在跳蚤市场买的。
　　是水獭皮大衣？还是貂皮的？她看上去保养得很好，这与她脸上受的伤形成鲜明的对照。在我的羊皮衬里上衣口袋稍微往上一点的地方，我注意到有一些血迹。我左手手心有一块挺大的擦伤，衣服面料上的血迹，想必是从那儿来的。她站得笔挺，但是，脑袋却歪着，好像在注视地面上什么东西。也许是我那只没有穿鞋的脚。她留着半长的头发，在大厅的灯光下，我看她好像是位金发女子。
　　快到圣日耳曼－奥赛尔路，警车在沿河街道的红灯前停了下来。那个人一声不吭，继续冷眼依次观察我们俩。最终，我竟不由得产生了某种犯罪感。
　　交通信号灯还没有转为绿灯。在沿河街道和圣日耳曼－奥赛尔广场街角处的咖啡馆还亮着灯光，我的父亲曾约我在那儿见面。这正是逃跑的时机。也许只要请求这个坐在长凳上的家伙放我们一马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我无法说出片言只语。他在咳嗽，是那种吸烟的人带痰的咳嗽声，我很吃惊，居然听见一种声音。自从发生撞车以来，我的周围是一片深深的寂静，仿佛我已经失去了听觉。我们顺着沿河街道而去。当警车驶上桥的时候，我觉察到她的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腕。她朝我微微一笑，好像要让我安心，但是，我并没有感到丝毫的恐惧。我甚至觉得，她和我，我们好像已经在别的场合相遇过，而且，她一直面带这样的微笑。我究竟在哪儿见过她呢？她使我想起某个很久以前认识的人。坐在我们对面的那名男子睡着了，他的脑袋在胸前摇来晃去。她把我的手腕抓得紧紧的，不一会儿，走出警车后，有人会用手铐把我们俩拴在一起。
　　过了桥，警车穿过一个门廊，在巴黎市立医院急诊部的院子里停下。我们坐在候诊室里，总是有那名男子为伴，我暗想他究竟是什么角色。是负责监视我们的警察吗？为什么呢？我很想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不过，我不用问，事先就知道他不会理睬我的。从那时起，我说话就声音平淡。在候诊室强烈的灯光下，我的脑子里浮现出这两个词。她和我，我们坐在接待办公室对面的一张长凳上。他则去同办公室里的一位妇女打交道。我与她靠得很近，感觉到她的肩头挨着我的肩头。他呢，他又回到长凳边上和我们有点距离的那个位置。一名红棕色头发的男子，光着脚，身穿一件皮茄克和一条睡裤，在候诊室里，一边不停地走来走去，一边冲着办公室的女人们大喊大叫。他斥责她们对他漠不关心。他很有规律地在我们面前走过，并且试图寻找我的眼睛。但是，我躲避他的目光，因为生怕他跟我说话。接待办公室的一名女子朝他走去，轻轻地把他推了出来。他又回到候诊室，这一回，他则怨声连连，发出长长的呻吟声，仿佛一头快要死去的狗。时不时，一个男人或女人，在治安警察的陪同下，迅速地穿过大厅，随即涌向我们对面的走廊。我寻思，这条走廊可能引向哪里，而且，过一会儿是否就轮到我们，有人会把我们俩推到那里去。有两名女子被几名警察簇拥着穿过候诊室，我明白，她们刚刚从囚车下来，也许就是那辆把我们带到这儿来的囚车。她们身穿毛皮大衣，同我邻座穿的那种一样考究，她们看上去也同样保养得很好。脸上没有受伤。但是，她们各自的手腕上都戴着手铐。
　　棕色头发的壮实男子向我们示意站起身来，他把我们带到大厅深处。我只穿着一只鞋子走路，感到很尴尬，我心想，最好把另一只也脱掉。我感觉那只没穿鞋的脚的踝骨处一阵剧烈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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