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处于华夏边缘的秦、楚、吴、越等人群，逐渐在华夏的历史记忆中找到了自己的祖源，这种“溯源”也得到华夏的认可。华夏间密切的交往，终于造成政治上的统一，这就是秦汉帝国的出现。秦虽然不及百年就亡了，汉帝国却延续了四百多年。在这四百多年中，愈来愈多的边缘人群遗忘他们原来的祖先，而华夏也逐渐遗忘这些边缘人群的“异族”身份。于是，华夏心目中的异族概念便持续地向西方、西南、南方与东南漂移。
但是，华夏边缘的漂移、扩张不是没有止境的。有些地区的人群，因生态与社会结构因素无法成为华夏。有些地区的人群，则因资源分配、分享的原因而不愿成为华夏。到了汉代末年，这个华夏“边缘”逐渐明确化、固定化。在本章中，我将从汉代人如何描述四方“异族”的生活、道德习俗，特别是他们的族源，来探讨汉代华夏对边缘人群的“异族意象”与其“自我意象”，以及在此异族意象与自我意象下，华夏如何与不同的边缘人群展开往来互动，而产生不同性质的华夏边缘。
汉代是“中国人”①的异族意象与自我意象形成的关键时代。主要原因是：（1）汉帝国是华夏形成后第一个维持较久的统一帝国，这时中国与四裔族群的关系，是形成中国人异族意象与自我意象的关键；（2）汉帝国势力在东亚的扩张，达到其移民所能生存的生态地理极限，以及帝国行政力量所能控制的政治地理极限；（3）汉代是中国有系统的“正史”记载之始，文字历史记忆，使得在汉代形成的华夏自我意象与异族意象延续下去，深深影响后世的中国人。因此，研究汉代中国人的异族意象，也就是探讨“中国人”自我意象形成初期的情形①。
汉代中国的边疆民族意象在汉代中国人的观念中，他们受四方异族环绕（图11）。汉代中国的北疆，主要是匈奴、鲜卑与乌桓，这些是草原游牧或森林草原游牧人群。在中国的东北有高句丽、■、貊等，他们是定居于村落行农业的人群。在中国的西疆，这时有许多不同的部落人群，被泛称为“羌人”或“西羌”，他们是居于高山及谷地的游牧或半游牧人群。
在南疆与西南疆方面，住着许多被称为蛮及西南夷的人群，他们是定居程度不同的农牧混合经济或游耕人群。东南方面，则是被称做越人（或粤人）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定居人群。因为人类经济生态、社会组织的不同，汉代中国人对这些人群有不同的异族意象。也就是说，他们为了不同的原因，或不同程度地被华夏排除在“中国人”之外。北方边缘：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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