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在恩师邢公畹先生的指导下，我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汉语水语关系词研究》。此文作为专著出版后，虽曾荣获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但严格地讲，其中的缺点不少，尤其是书中不得不回避了关系词中同源词与汉语老借词区分的棘手问题。这始终让我不能释怀——因为，这个难题不解决，汉语与水语乃至于汉语与侗台语的关系就无法真正解释清楚。<br> 为了解开心中的这个“扣儿”，这些年来，自己不敢懈怠：先后四次赴贵州、广西深入调查水语、壮语以及当地的汉语平话、西南官话等；始终关注、汲取国内外关于语言接触、历史比较、汉语史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利用应邀出国访学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着重与一些西方学者探讨相关的理论问题；平素教学科研工作中，注重围绕“语言关系”问题进行思考探求。这样，一步一步地逐渐站得高些，眼界宽了，疑惑少了，于是集结成这部书的收获。<br> 汉语与侗台语的关系，这是国内外汉藏语研究领域从20世纪40年代起一直争论至今的重大学术问题。总结以往的研究，我们认为，争论不休的“症结”主要缘于传统惯性思维的束缚：即汉语和侗台语之间不是同源关系就是接触关系，同源与接触相对立，二者必居其一。近年来，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有邢公畹先生的“语义学比较法（深层对应）”（1993，1999）——证明“同源”，陈保亚先生的“关系词阶理论”（1996，2000）——证明“接触”。然而，语言间的关系并非只限于纯粹的同源分化或接触融合，尤其在汉藏语言区域，亲属语言之间的关系模式实际上不仅仅是“树”形，其中还交织着“网”状，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之间往往既有同源关系，也有自上古以来的接触交融关系，这是由中国特有的社会历史和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基于这种认识，本书运用“关系词分层法”，对侗台语族中古老的水语进行典型性研究。此法从水语里的汉语借词入手，通过深入研究水族史、水语史，以及水族聚居区域的汉语平话史、西南官话史，分析出水语里汉语借词的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四个层次，明确各层次借词与原词的语音对应规律，而那些不能纳入借词范围之内（不符合各借词层次语音对应规律的），却又体现着汉语与水语以及侗台诸语之间古老的音义对应关系的“关系词”，即为汉语侗台语同源词。这样，将老借词与同源词区分开来，避免只强调同源词或借词的片面性。我们的结论是：汉语与水语乃至于汉语与侗台语的关系可以解释为同源—分化—接触的历史过程。<br> 在本书成稿付印之际，我谨诚挚致谢：<br> ——感谢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语言学家沙加尔（Laurent SAGART）博士。笔者2001年应邀在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东亚语言研究所合作交流的三个月里，沙加尔先生以其渊博的学识、睿智的见解，在理论方法上给予我诸多启迪。同时，感谢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菲尔鲁斯（Michel FERLUS）先生、聂蕊（Barbara NIEDERER）博士、蒲芳莎（Fran?oise BOTTéRO）博士，在同他们的学术讨论中我受益匪浅。感谢法国驻中国大使馆文化科技合作处给了我这次合作交流的资助。<br> ——感谢1999—2002年四次赴贵州、广西田野调查过程中帮助支持我的当地各民族干部、学者和发音合作者：水族的蒙熙儒、蒙绍秋、蒙宗福、蒙熙林、吴国仁、蒙绍贤、潘朝霖、王品魁、石国义、姚炳烈先生，壮族的张以灵、梁开辰先生，汉族的刘村汉教授、王志刚先生。每当想起他们的热忱质朴，我的研究工作就充满动力。<br> ——感谢南开大学文学院领导和语言学教研室各位先生的理解支持。如果没有文学院大家庭般融洽宽松、严谨务实、齐力向上的学术氛围，我的研究工作无法顺利完成。<br> ——感谢我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们，他们活跃的思维，广泛的提问，尤其是在与他们共同翻译探讨当今西方关于语言接触等理论著述的过程中，使我倍感“教学相长”的愉悦。另外，孙易、王宇枫、甘春妍三位同学帮助我把田野调查的数千张卡片以及民歌、民间故事的原始记录资料输入电脑，字符数十万且大多为不便输入的国际音标，在此对她们所付出的辛劳特表谢意。<br> ——感谢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室周洪波主任、胡中文先生对本书选题的支持帮助，感谢责任编辑金欣欣先生认真细致的编辑审订。<br> 本书力求在理论上、方法上有所创新突破，力求解开汉语侗台语之间同源词与借词纠缠的结，但因自己学力有限，探索研究中的缺点甚至错误，恳切期望得到学界师长同仁们的批评指正。<br> 曾晓渝<br> 2003年8月25日<br> 写于南开大学范孙楼408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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