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修辞概说
一、修辞一一古老的传统
社会生活纷繁复杂、千姿百态，但维系其运作的最重要纽带，却只有一条一一语言。人们通过语言沟通、交流，进行社会互动。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实际上也是一种人类生存方式，我们不仅生存在一个物质世界里，同时也生活在一个语言世界里。人类通过语言思维、认知，运用语言交流、娱乐，依靠语言记录并再现自己的历史、文化。离开了语言，生活将寸步难行，等待我们的将是一个寂寞的世界。因此，语言能力的发展，从来就是人生存的基本要件和必备素质。而这种必备素质的集中体现就是一一修辞。汉代的刘向曾引用主父偃的话说：“人而无辞，安所用之。昔子产修其辞而赵武致其敬，王孙满明其言而楚庄以惭，苏秦行其说而六国以安，蒯通陈其说而身得以全。夫辞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国全性者也。故辞不可不修，说不可不善。意思是说，一个人没有很强的言语能力，说话没有文采，怎么用他呢？郑国的政治家、外交家子产能言善辩，精于治国，为晋国的政治家、外交家赵武一一赵文子所钦佩。楚庄王曾经想推翻周室，却被能言善辩的东周大夫王孙满所折服。蒯通善于辞令而为刘邦所赦免。这话有理有据，一语中的，不但说明了修辞之于个人安身立命的实用功能，也道出了修辞的治国安邦价值。
作为语言运用艺术的修辞，在我国的历史文化中积淀了许多为人津津乐道的经典。唐朝苦吟诗人贾岛是位诗歌修辞高手。他的“推敲”典故，今天依然挂在世人的嘴边：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
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贾岛《题李凝幽居》）
据载，诗人在作该诗时，对用“僧敲月下门”，还是“僧推月下门”，举棋不定。后来遇到韩愈，韩愈觉得用“敲”比“推”好，贾岛才定为“敲”。为什么呢？“敲门”暗含了必然的声响效果，如此能衬托夜的寂静；而“推门”则不一定有明显的声响效果指向。此外，使用“敲”还使上下句水乳交融。作者是何以知道“鸟宿池边树”呢？因为敲门声惊飞了宿在池边树上的鸟。在这首意在突出自然景色恬淡幽静之美的诗歌中，舍“推”取“敲”，使诗歌的意境更趋理想。一“推”一“敲”，何其辛苦！所谓“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正是对这种苦吟的感叹。贾诗中许多名句，如“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等的获得，谁又说不是诗人瞑思苦吟的修辞结果呢？
不言而喻，谈到修辞，进人人们思想视野的首先就是选词、择句、调音、设格的古老传统。它历久靡衰，常说常新。如果说上述语例着力突现的是意蕴悠长的话语听觉效果，那么下面的例子所要说明的就是视觉的靓丽了：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宋代诗人王安石的这首《？白船瓜洲》中的改字，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炼字经典。诗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也是历来为人们所称道的修辞佳例。宋代洪迈《容斋续笔。诗词改字》记载：“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日：‘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人’。旋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为什么诗人不用“到”、“过”、“人”、“满”等词，最后定为“绿”呢？其修辞理据何在呢？深入推敲，原因大抵有二：一方面，“绿”所蕴涵的色彩能激发听读者的想像力。看到“绿”字，人们就很容易联想到自然界的绿色植物，联想到充满绿色、生机勃勃的春天。“绿”具有鲜明的视觉效果，“到”、“过”、“人”、“满”等则没有。这在语言文字的抽象传播中，无疑会增加诗歌意境的立体感。另一方面，就是“绿”所喻化出的双关联想。诗人当时正值被贬复出，重新得到皇上的重用，心情自然是十分畅快。这和绿色所喻化出的充满生机与希望的春天一致。“绿”不仅是春风拂后江南花草树木的主色调，也是皇恩再度来临的象征。这里，“绿”有双关的意思。在本诗中，诗人对上述几个词语变体的选择取舍，实际上就是传统修辞的主体部分。
斗转星移，人世沧桑，刀耕火种的时代已如过往烟云。在经历了千万年的修辞磨砺之后，人类迈人了一个高科技化的信息时代。人间虽换，但修辞的社会功能却历久弥新。在当今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在人际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谁又能说语言素质与语言能力的高低，不是人才衡量与竞争的重要标志之一呢？人际交往、政治宣传、新闻广播、商业营销、演讲主持甚至于读书学习，各行各业、事事处处、每时每刻，都离不开修辞知识与修辞能力。不学词汇，依然可以说话；不学语法，仍然可以造句；但如果不学修辞，我们将难以提高人际合作的效率，无法更好地推销自己。因此，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中，语文素质的培养，修辞能力的提高，依然举足轻重。而在大学的素质教育中，悠久的修辞学传统更应该继承并发扬光大。
二、修辞的缘起和历史沿革
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中，修辞是一个常说常新的古老命题。柱传》里说：“晋为伯，郑人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意思是，“晋国成为诸侯的霸主，而郑国却敢于兴兵攻下陈国，假如不依靠优美的外交辞令，是绝对不会获得晋国的谅解的。可见，外交官员的言论必须谨慎。”r’l这可以说是中国人语言社会功能或者说修辞社会价值论的滥觞。它表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人就利用语言协调诸侯国之间关系，且具有武力所难以达到的社会效果。《论语》记载，孔子曾说：“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意思是：写外交文书，先由裨谌起草，世叔审议并提出意见，行人子羽修改，东里子产进行加工润色。汉朝人刘向《说苑．善说》引用子贡的话说：“出言陈辞，身之得失，国之安危也。”这些都说明，中国人早已认识到了修辞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很注意修辞。
在我国历史上，许多文学家也都十分重视雕词琢句、锤炼语言。比如，唐代诗人杜甫就曾说过：“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L4卜‘新诗改罢白长吟……颇学阴何苦用心．”L5j刘禹锡所说的“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L6j实际上也表达了孜孜于语言锤炼的感叹。这表明了我国古代人民重视修辞的悠久传统。重视修辞表现在口语中，就是重视口才。而在书面语交际领域中，就是看重文章写作。魏文帝曹丕曾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r7J曹丕说的是为文，也就是著书立说，自然离不开修辞，也可以看作是我国古代对修辞社会功能的一种高度概括。
修辞是一个在长期的社会语用过程中产生的特殊范畴，是一个历时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有不同的含义。“修辞”在我国古代是两个词（或字）。在古文献中，这两个词连在一起用，最早见于孔子的话。《周易》记载，孔子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后人对“修辞”有多种解释。《说文解字》说：“修，饰也。”“辞，讼也。”唐代人孔颖达解释说：“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也就是说，“修”就是“修理”，“辞”就是“文教”，“修辞”就是“修理文教”的意思，即提高自身的言谈举止等外在素养水平。显然，这与现代人对“修辞”的界定有一定距离。
自先秦时期至20世纪初，在我国，人们对修辞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修辞的内涵和外延也不断演化。1926年王易《修辞学》一书提出修辞学是研究表现文章内美之学。这种观点反映了我国修辞观念上悠久的美辞观传统。这一观点实际上是由修饰观而来，炼字炼句、精雕细琢的结果就是使语言美。20世纪60年代，张弓所主张的“修辞是为了有效地表达意旨，交流思想而适应现实语境，利用民族语言各因素以美化语言”，L8j实际上也是美辞观的延续。这一观念与美学融合，到20世纪90年代逐渐形成了修辞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一一修辞美学。如果说修辞学关涉真、善、美三个层面，那么，修辞美学的建立无疑大大推动了现代修辞学的发展。它使我国横贯古今的文艺修辞批评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0世纪30年代，陈望道对“修辞”做了广狭之分。他认为：“（甲）狭义，以为修当作修饰解，辞当作文辞解，修辞就是修饰文辞；（乙）广义，以为修当作调整或适用解，辞当作语辞解，修辞就是调整或适用语辞。”陈望道把狭义和广义交叉，得出四种含义：修饰文辞、修饰语辞、调整或适用文辞、调整或适用语辞。L9j实际上，就是修饰、调整或适用文辞和语辞。也就是说，修辞除了包括功能旨在使话语生动形象的“积极修辞”之外，还应该包括那些旨在表达得清楚明白的“消极修辞”；“消极修辞”，用孔子的话说，也就是“辞达而已矣”的境界。据此，他主张“修辞原是达意传情的手段。主要为着意和情，修辞不过是调整语辞使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L1’j不难看出，较之于“修饰”观，陈望道的“调整或适用语辞”观和“达意传情适切的努力”观前进了一步，它不但兼顾了一般意义上的用词用句问题，同时指明了修辞的目的和功能指向。但是，把修辞归结为“一种努力”，未免失之笼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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