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研究的重点一直是语法，而词汇研究长期以来很少人过问，一直是个薄弱点。似乎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才有个别汉语词汇学的著作问世，不过大都是参照苏联或西方国家的词汇学或词义学著作的理论和体系，加上汉语的一些例子写成的。当然一开始这么做，也很难厚非，因为借鉴总是一个过程，要完全中国化，直到建立自己的理论、方法和体系需要长时间的努力。同一时期，汉语辞书编纂蓬勃开展，当然质量有好有差，但是数量不少，各种辞书出版了几百部，语文辞书，也不下百部。这就为汉语词汇学研究提供了素材，同时也提出了要求，要求语言学家及时针对汉语特点提出划分词和语，确立各类固定短语的小类和相关的特征，研究汉语词语的语义，解决释义的方式等等跟辞书编纂密切相关的问题。但遗憾的是，国外的理论往往离汉语的实际太远，解决不了汉语的不少实际问题。词汇研究的对象首先是“词”，可是什么是汉语中的“词”就是个老大难问题，到现在也不敢说已经解决了。正因为国外的理论离汉语词汇的实际比较远，因此，词汇学对词典编纂的帮助不大。1979年我带了《词典学概论》的初稿到上海、南京、杭州、广州等地的词典编写组去征求意见，事先没有想到的是各个词典编写组都反对插入词汇学这一章，认为词汇学对词典编写毫无用处。词汇学研究词汇，不一定直接跟词典编纂有关，但是应该说至少跟词典编纂间接有关，或者说词汇学的研究成果对词典编纂有指导意义，而词典编纂更应该充分吸取词汇学的研究成果，而认为词汇学研究跟词典编纂无关的看法恐怕有点偏激，尽管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恐怕是和以往的词汇学研究脱离汉语实际分不开的。周荐同志长期从事现代汉语词汇学研究，他的特点是选题都是从汉语的实际问题出发的，而不是从国外现成的词汇学理论和体系出发的，例如词和语的区分，各类固定短语的分类和定义，这些都是词汇研究和词典编纂中碰到的实际问题；他的研究路子也不是满足于根据国外的理论和体系补充汉语的例子，而是从汉语的实际语料出发，进行分析、统计，给出可供别人参考和验证的数据，这是非常可贵的。他的结论不一定人人同意，但是他提供的数据对任何一个研究汉语词汇或从事词典编纂的人却都有参考价值。
现代汉语，特别是书面语，实际上是一种现代汉语口语、书面语、方言、文言以及欧化成分的混合系统，如果不加区别，混而统之，很难找出什么规律来，而即使找出一些规律来也无法普遍适用，因为本来就是一种大杂烩。周荐同志注意到了这一点，区分了雅俗两种不同的语体，文言、书面语都是雅体，口语、俗语当然都是俗体。也许可以分得再细一些，但是比起多数人混而统之，不加区分就明显进了一大步。
吕叔湘先生曾经说过：“认识问题的复杂性，我想，该是走向解决问题的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要占有材料。说句笑话，咱们现在都是拿着小本钱做大买卖，尽管议论纷纭，引证的事例左右离不了大路边儿上的那些个。而议论之所以纷纭，恐怕也正是由于本钱有限。必得占有材料，才能在具体问题上多做具体分析。”（《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商务印书馆，1984，271页）我非常赞成周荐同志肯下苦功的治学态度：根据现实生活中的需要，从原始语料着手分析研究，逐项分类，并进行统计，给出数据。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完全符合中国语言学严谨务实的传统，尽管一时还没有形成一种完全中国化的词汇学理论、方法和体系，但是已有的成果由于是建立在具体的材料的基础上的，因而对大家都有启发和参考价值，也为建立真正中国的词汇学理论、方法和体系打下了一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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