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了100篇短文，按照不同内容，勉强列出十个专题，称得上是典型的“十景病”。这些文字与其说是研究心得，不如说是职业副产品，其中大部分都是为了应付《咬文嚼字》的版面需要，强打精神在深夜时分“挤”出来的。细心的读者不难从中看出匆忙和惫。
如果说敝帚自珍是写作者的人之常情的话，那么我是一个例外。刚开始发表一点东西时，兴奋之余还会剪贴下来后来便觉得多此一举。每次动笔，十有八九是“难产”，搜索枯肠，绞尽脑汁，但写完之后总能挥一挥手轻松作别，任其风吹雨打去。我几乎没有动过编集子的念头。有次老社长丁景唐先看到我30年前发表在《湘江文艺》上的东西，特意剪下来送我，灯下重读旧作，仿佛见到了失散多年的孩子。这如果不是材料相对集中，责任编辑又是高度负责，很可能仍半途而废。
如果说言必有据、不厌其烦地交代出处是研究文章的基本风格的话，那么我是一个例外。我在下意识里有点抗拒注释。我欣赏大江东去，一泻千里，而不喜欢用什么脚注、尾注，把好端端的文字肢解得上气不接下气。这说明我缺乏学者的基本修养。我在动笔之前也许会东翻西捡，寻章摘句，但一旦进入写作状态，总想删繁就简，长话短说，可引可不引的书证尽量不引，可用一条书证的不用两条。我知道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是浅薄和直露，但我宁愿如此而不希望读者皮发麻。
如果说字斟句酌、掂斤拨两是搞语言的人的一种职业特点的话，那么我是一个例外。我习惯于跟着感觉走，遇事往往“按捺不住”，说话往往不计后果。这时表达的肯定不是学术见解，而是一个文化人的主观向往，一个文字编辑的零星感悟，甚至是一个中文系毕业生的文化情绪。希腊有句民谚：“聪明的人根据经验说话，更聪明的人根据经验不说话。”可惜我是没有经验却喜欢脱口而出。也许正因如此，100篇短文便是100块靶子。然而差可自慰的是，我说的可能是闲话、傻话、错话，但不是套、空话、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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