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地说，我们至少可以从中得到三方面的启示：一、语言系统的非线性结构的性质；二、语义在语言系统中的核心地位；三、语义是语句生成的基础。我们如果能在这些方面找出语言的共性结构规律，就能对语言理论建设作出重要的贡献。印欧系语言，由于其语言社团的语音感知方式、感知单位和音义关联点的特殊性，它的基础性的编码机制取约定性或任意性原则，因而它的研究偏重于通过符号的组合来弄清楚语言的线性结构，整理出以“主语一谓语”结构为纲的词法和句法。语言的线性结构是表层的，固守线性结构的原则就很难弄清楚音义关联的原则和语法与语义的关系，迈进语言非线性结构的大门。结构语言学无法解释语言各结构层次之间的关系、转换一生成学派诞生以后理论上的激烈震荡等都与此有密切的关系。印欧语的研究现在已开始探索语言的非线性结构的性质，美国菲尔墨的格语法、雷可夫的生成语义学、切夫的语法理论和英国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等都已在这条途径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印欧语的研究由于线性的语法结构的干扰，至今也还没有找到解决语法与语义的关系的钥匙，难以进窥语言非线性结构的奥秘。语言非线性结构的实质是与理据性相联系的音与义的关系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语义结构。汉语的字是体现这种结构性质的结构单位，传统的汉语研究也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研究语言非线性结构的理想的向导。我们前面讨论的是字的特殊性，但始终是围绕着以语义为核心的非线性结构展开的，想从中探索一些带有普遍理论价值的规律；生成的问题涉及到整个语言结构，无法全面展开，只能就本文涉及的范围作一些必要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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