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字学的教学和研究是第二汉语教学的母体和基础，但对外汉语教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又有自己许多特殊的本质。书中名理篇选择几个特定的视角，研述汉语语言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新发展，以及由此而逐步形成的第二汉语教学理论系统、第二汉语教学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对外汉语教育学。本体篇就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音教学、汉字教学、词汇教学、名法教学，还特别就词组教学、复句教学作具体探讨和评价。文化篇就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中的知识结构和文化素养、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素质教育、文化哲学背景下的中外文化交流作具体研究。全书考虑到建构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系统的需要，理论抽象性较强，亦不乏抽象之具体和价值评判观念。本书可供汉语言文字工作者，尤其是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者阅读，亦可供中等文化水平的人阅读。

　　序
　　吕必松
　　李开教授的新著《汉语语言学和对外汉语教学论》即将与读者见面，作者嘱我作序，使我深感荣幸。
　　李教授的新著凡三篇十五章。三篇中，“名理篇”侧重讲语言理论和语言教育理论，“本体篇”侧重讲汉语知识和汉语教学实践，“文化篇”侧重讲汉语教学与汉文化教学的关系及相关问题。凡此三篇，由基础理论到教学理论到教学实践，由普通语言学到汉语语言学到汉语教学，由汉语与汉文化的关系到汉语教学中的汉文化教学，广铺细析，层层深入，使对外汉语教学这一新型学科的面貌更加全面而具体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对外汉语教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对外汉语教学界的专家学者，多数是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逐渐成长起来的，他们在教学经验的积累和教学经验的理论性总结方面各有专长，但在语言学、心理学、心理语言学以及教育学等方面的理论修养却各有所短。这一情况直接影响着对外汉语教学学科理论的发展。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一直呼吁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直接参与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语言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家不但有自己的理论优势，他们一旦参与对外汉语教学，其敏锐程度也必然远远超过久处芝室者。李开教授就是中途加入对外汉语教学行列的学者之一。他以语言学家的眼光观察对外汉语教学，以崇高的敬业精神研究对外汉语教学，把自己的理论修养融进对外汉语教学，成就专著，为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科理论建设谱写新篇。
　　汉语语言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最直接的理论基础，而汉语语言学与西方语言学有不解之缘。李教授讲汉语语言学，从“西学东渐”开始，追根溯源，述古论今，尤能给人以启发。事物总有两面性，西方语言学开启了我国现代汉语语言学的研究，同时又影响了我们对汉语特点的认识，给现代汉语语言学的研究带来了无形的束缚。当然，我们今天乃至以后仍要继续学习和借鉴西方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但是要真正做到“洋为中用”，既借鉴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又不以西方语言学的眼光看待汉语，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李著用较大的篇幅论述汉语语言学的发展，并重点介绍了方光焘先生的理论，又从汉语（第二语言）学习和教学的角度分析汉语的特点，这不但有益于对外汉语教学本身，而且对从汉语的特点出发研究汉语也有启示作用。
　　我们通常所说的“汉语”，实际上有双重含义：一是指汉语本身，包括口头汉语和书面汉语；二是指汉语研究的成果，也就是汉语语言学，包括对汉语事实的规律性描写和建立在规律性描写基础上的理论概括。因为“汉语”具有双重含义，所以“汉语教学”也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指通过教授汉语侧重于培养学习者听说读写等汉语交际能力的教学活动；二是指通过教授汉语语言学侧重于培养学习者汉语分析能力和汉语研究能力的教学活动。前者才是“汉语教学”的本义。本义上的“汉语教学”，就对本族人而言，在我国还没有完全形成专门的领域，因为我国中小学里只有“语文”教学，大学中文系的汉语教学实际上是“汉语语言学”教学，为此编写的汉语教材实际上是汉语语言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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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值得注意的是，方先生一贯倡导的语言学方法论问题在大讨论中得到深化。方老认为：“在语言学研究中区分语言和言语，是20世纪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论中极为重要的中心问题之一。”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语言学逐步走上了精密化的道路，这就需要我们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作更多的探索，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论应当是机器翻译理论的组成部分。区分语言和言语，有利于“从具体的、个别的言事中概括出一般的语言体系，这不仅在方法论上对语言科学的严密化有重大意义，而且在理论上也有助于解决语言科学一系列重大问题”。
　　方法论问题，从来就是方老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①他的主要观点有：
　　一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这个统一不是分作两部分，然后统一，而是从这一方面看是世界观，从另一方面看是方法论的“二合为一”的统一。方法论本身也是主观性和客观性即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统一，这样等于把价值观也引进了方法论。方老是非常重视语言的价值体系的。
　　二是说方法是研究对象的手段，方法论是科学地认识整个世界的方法的学说，方法学是一般科学原则或可指门类科学或若干门类科学的通用科学原则和方法。方法论、方法学、方法间的关系应当是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统一关系。尤其是方法学与方法论是一致的。与此关系有可比性的是：语言哲学与一般语言学的关系，还有语言学、词汇学、词源学、形态学的方法与一般语言学的关系。无论是一般语言学，还是语言研究的具体问题都是要受到哲学观点的指导的。
　　三是说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方法论不正确，但方法行之有效可予采用。乔姆斯基的元理论带有方法论的性质，实证主义色彩很浓，乔氏的方法论和分析方法都应值得我们重视。乔氏和叶尔姆斯列夫一样，有体系而无过程，是纯粹先验的假设演绎。方老则“强调体系，过程的一致性，要假设演绎，但要在事实经验下进行假设演绎”。
　　四是语言研究方法和方法论问题的探索，必须与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语言研究本身的科学精密化，例如机器翻译，即人工智能结合起来。在方老看来，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对方法论、对语言研究和现代高科技的结合，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在语言、言语大讨论中，方先生和高名凯先生都曾以极大热忱呼唤高科技时代的来临，但后来科技进步的足音几乎停止。这场讨论几乎持续了五年(1958--1963)，那时，两位先生都已有病在身。1961年方先生病得很厉害，稍好转后又投入了论争。两位主将，方先生是身材不高的瘦老头，高先生是身材中等的胖老头，论争结束不久，两位先生相继于1964年和1965年逝世他们探求真理的忘我精神，至今令人感动，也颇令人感慨!
　　我们要说，方先生的理论语言学及其所说及的方法和方法论问题，不就是他本人治学方法乃至思想方法的最根本的内容吗?何须再寻其他枝枝节节的所谓方法!
　　(六)方光焘的理论和第二汉语教学
　　前面，我们已具体分析了方先生的人生和学术，及其对理论语言学的重大贡献。如将这些本体的叙述为我所采，作为一名对外汉语教师，能从中吸取什么?是方老的治学精神?教学态度?还是他们理论本身和方法对我们的启示?既见仁，又见智，方先生的学术是博大精深的系统，随时都能给我们积极的提示和深刻的启发，随时都能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本体是游离的，但与我们实践的目标却是交融贯通的。
　　方先生为发展语言学教学事业的敬业精神永为楷模。五六十年代，他身为系主任、教研室主任、研究室主任，仍担任多门基础课，真正做到“名教授上教学第一线”。对学生，他既循循善诱，热情关怀，又严格要求，诉诸理性。他培养出一批名弟子、高强手，成为活跃在50年代至90年代学术界的大国手、二国手，乃至成为对外汉语教学战线上的顶梁柱。留学生教育，他并不隔膜，他本人两度出国留学，先后达七八年之久。他本人也有带教留学生的经验，60年代初，他亲自带教和指导过两名越南留学生。正像对外汉语教学学术界往往把王力、吕叔湘、朱德熙作为本行的先驱者和引路人一样，方先生理应也是对外汉语学术界的一代宗师。而且，他更强调教学，把教学放到大于一切的重要位置上，甚至有点“述而不作”，全身心地投入教学、献身教学，这是极其难能而可贵的。对外汉语教学，重在“教学”二字，方先生人品高贵，教艺绝诣，无保留的献身精神，会给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很多启示，更不必说起他重视语言学的翻译理论，对我们上好汉语本科留学生专业的重点课翻译课有何指导意义。惟其翻译说偏重于语言学，和我们给留学生上的汉外翻译课接壤更近，更有针对性和指导作用。
　　方先生对教学和学术讨论，很强调针对性，他快人快语，不尚空谈。今天，针对性教学正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专用术语和专门方法，甚至要编写针对性系列教材。今天我们的行业用语针对性、针对性原则、针对性教材当然有拓展了的时代学术的内容，但无疑也是方师当年的针对性、启发式的继续。学习方师，丰富后学，可以加深对“针对性原则”的认识，使“针对性”之说更带理论形态。
　　方师研论学术，很讲究切入点，例如就汉语语法体系的偌大课题，他是从“广义形态”切人的。由形态建立范畴，集范畴而成体系。对外汉语教学的每一堂课，都需讲求切人点。课程定位、层级等次、内容选择是上好每一堂课的针对性原则，从何处入题，语法点，话题引入，却是一进课堂必须尽快抓住切入点，是口语、阅读课？还是报刊课、文化课？从何处切人？尤须讲究。有的人上课20分钟、30分钟还未切人正题，时间过半，仍言不及义，危乎戏哉！切人点是课堂设计的重头戏，按美国杜克大学使者朱小苗老师（1999）传述明德派教学法，既重教师需讲内容的设计，又重使学生进入角色的设计，如此看来，不仅教师要在设计中为自己找到切人点，还要设计出帮助学生找到切人点的小点切人设计。切人点是课堂设计的重心，而且要有师生各别异用的切人点，难矣哉！方师早已把切人点问题提到方法论的高度来说明，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广义形态既是切人点，又是汉语语法的基本构件。如前所说，广义形态今虽不用，但它的内在含义仍是划分词类的标准，胡裕树先生所提的把词的语法功能、词的语法特征作标准，实际上仍然是广义形态。后来，方先生的广义形态又有很大发展，把结构形态说成是由结构意义部和结构形态部组成的，新时期以来提出的三个平面的主张，几乎可以直接从方师以广义形态为核心的一系列主张中引出。且不去说三个平面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分析指导作用，仅就广义形态说而言，对确立正确的语法观点，既从语义，又从形态去看语法构造，是有极大指导意义的。留学生受母语的影响，满脑子的形态(morphology)，学了汉语汉字后又容易满脑子的意义(meaning)，而汉语构造恰恰是语义(semantic)和语法形态的结合。方先生提出广义形态，兼顾语义和语法，在需要矫枉过正的时期，他的广义形态更多地强调形态部，也是司以理解的，当我们从事语法教学时，拨动广义形态这根琴键，或者说，时刻提醒我们自己用形态学的观点去观察汉语语法问题，对提高科学性，使汉语语法与世界语言的语法研究接轨，从而使留学生更易于把握汉语语法的科学性是有积极意义的。广义形态强调意义部和形态部的结合，相对于强调中国语言文字自身意义的小学，无疑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当代转换，包含着对传统小学的扬弃。至于说到我们在教学中用广义形态的新发展三个平面理论来观察汉语，则益智利教，嘉惠学人，处处见好，应用裕如，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者应自觉地运用它来处理问题，在处理一个句子时，要使语法分析做到形式与意义相结合（这正是广义形态）、动态与静态相结合、描写性与实用性相结合。例如说：“我跟别的留学生进行了很有意思的交流”这句话，从句法平面上看，词类有代词、介词、形容词、名词、动词、副词，为什么是这些词类，正可从形式与意义的结合上看；从词组上看，有偏正词组、动宾词组；从句子格式上看，是“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从语义平面上看，整个主谓句语义、其余各词组语义、由语义看词组的构成及其替换等，都可予以重视。从语用平面上看，这句话一般是强调定语“很有意思”，也可因语境不同而强调主语、状语、谓语、宾语部分。还可从语用结构分析人手把这句话看成话题和说明。为适合留学生需要，分析句法、语义、语用时，最好处处强调出现或作用的条件要点，例介宾结构“跟别的留学生”、“跟他”等作状语的条件：用在代词或名词后，动词前，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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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吕必松
名理篇
一、西学东渐时期的语文学和语言学
（一）第一次西学东渐和汉语、汉学研究
（二）第二次西学东渐和汉语、汉学研究
二、传统语文学、语言学向近现代语言学的嫁接和转移
（一）从乾嘉学派到《马氏文通》
（二）《马氏文通》中西结合研究中的理性思维与象思维
（三）传统语文学、语言学向近现代语言学转移种种
三、方光焘对现代理论语言学的引进和创新
（一）30年代末汉语“广义形态”说的提出及其学术背景
（二）从“广义形态”切入点到汉语语法体系
（三）“广义形态”说和今天学术界关于词类划分的标准及其发展
（四）说《说“的”》和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阐释
（五）语言、言语大讨论和语言理论、语言研究方法论的深化
（六）方光焘的理论和第二汉语教学
四、认知语言学、计算语言学、对外汉语教学是现代语言学的三大突破
……
(一)《语法等级大纲》甲、乙、丙、丁四级关于复句教学的梯度
(二)教学联合复句的一种范式
(三)教学偏正复句要以成对出现的关联词为重心
(四)多层复句分析的可操作性文化篇
十三、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中的知识结构和文化素养
(一)第二汉语教学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
(二)对外汉语教学知识结构系统
(三)语言载体的人文意蕴和教学工作的主体修养
十四、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素质教育
(一)汉语语言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素质教育作用
(二)对外汉语教学课本本身的素质教育作用
十五、文化哲学
(一)从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变
(二)我国现代历史文化哲学的兴起
(三)来华学子的学术新视角例论
人名索引
重要词语索引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