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国华 21世纪中国大学运动<br> 姚国华<br> 湖南南县人，1981年起就读于兰州大学数学力学系、哲学系，四川大学哲学系，先后任教于衡阳工学院马列室、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十佳讲师。<br> 1994—1997年，开创当时全国耀眼的文化绿洲——华中理工大学人文讲座、无形学院及《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等，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后退出，潜心写作五年，新出版专著《大学重建》、《文化立国》（上下卷），在文化界引起很大反响。<br> 大家好!谢谢乡土中国学会给我机会，让我在北大的讲坛上与大家交流。<br> 听说乡土中国学会主要研究“三农”问题，这方面我很关切，但没有研究。我的书中也引用了“乡土中国”这个概念。上个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乡土中国》，对中国传统社会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给我启发很大。我本人读书甚少，但是偶尔碰到一些令人警醒的思想，便铭刻在心。<br> 80年代，在一处读到费孝通先生的另一观点也是如此。他指出：50年代，全国在行政命令下进行大调动，各地的人们走出乡土，聚集到一起，形成一个个有现代意义的国有企事业单位，毛泽东称“五湖四海”的人走到一起。可是，70、80年代后，这些单位无一例外都出现了一种趋向：职工们扎了根，有了稳定的家庭，有了下一代；孩子们长大以后大多留在本单位就业、成家，并产生了第三代。费先生敏锐地预见到这可能导致传统宗法关系的回归。<br> 今天中国改革过程中的许多问题，像国有企业的衰落，大学的“土著化”与“沼泽化”等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源。遗憾的是，费先生这一深远的眼光几乎被埋没了。二十年来，经济学家们为拯救国企争论得不亦乐乎，最后大家满足于这样的答案：计划经济从头到脚就是一个怪物，它必然失败，市场经济必然胜利。其实，计划经济未必坏到如此，50年代60年代的那些惊人的成就不都是在计划经济下实现的吗?<br> 费孝通先生看到的，也是我所赞成的：中国牢固的乡土性，与之相联系的血缘关系纽带，尤其是社会深层结构里的文化伦理，才是众多现象的根源。从这里深入挖掘，可能会对解决现实问题带来启示。<br>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21世纪中国大学运动”，“大学运动”几个字眼可能比较敏感，（笑声）主持的同学把它写成了“大学建设运动”，这也可以呀，因为我的重点也是大学的定位与建设。<br> 现代文明的进程有一个大学运动的问题。任何文明都有世俗生活的层面，但在世俗生活之上，还需要一个给每个人以精神支撑，给整个社会以凝聚力的“象牙塔”。古代社会有祭坛、图腾等，成形的文明体系中更有教堂、庙宇、寺院、祠堂等，它们是社会的精神中心，人们面对它们肃然起敬，形成一种虔诚感、神圣感。西方现代文明的“象牙塔”就是基督教和由此衍生出来的大学，大学的使命是在信仰的平台上建立普遍的理性思维。<br> 我的理解，文明是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人类制造物；在文明的背后，有一个支配它的灵魂，这就是支配着创造者内心的文化。它绝不是街头的招牌标语，不是口号表演，也不是我们手上的文化典籍，而是存在于人内心的精神内涵，被人认同并且时刻起作用的信念、思想与情感。因此，文明与文化，是载体与灵魂的关系。<br> 我们今天见到的西方文明如此复杂、多样、强大，它背后的实质就是理性文化。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科学思维相信自然界存在着不为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naturallaw）。在人和人的关系上，法制社会也需要这样一个超越个人的规则，亦即法律（1洲）。这两种law的思维构成现代文明的秩序。<br> 整个现代文明都取决于对law的把握，而这种理性思维源于古希腊哲学。雅典人的工商业生活导致了他们特定的思维，相信万物的根本不在物质层面，而在背后的一个规则的支配。从毕达哥拉斯到德谟克利特到柏拉图到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归根到底都在追求万物背后的逻各斯，这逻各斯是可以用数学和逻辑精确把握的。<br> 中世纪时，奥古斯丁把它综合到基督教的信仰体系里。一开始，理性屈从于信仰，但是随着十字军东征，更多原汁原昧的古希腊哲学思想被发现，到12世纪，另一位伟大的宗教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进行了第二次基督教大综合，把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的哲学融入基督教信仰中。从此，理性的因素越来越多于纯粹信仰的因素，于是经院哲学应运而生。今天，一谈起经院哲学，大多数人会认为它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纯概念争论，比如说，天堂里的玫瑰有没有刺，上帝可不可以是女人的身体，亚当的身上是否少一根肋骨，亚当和夏娃有没有肚脐等，（笑声）它们貌似可笑，却灌输给人们一种重要的理念：上帝是讲道理的，上帝创造的世界是有规律可循的。<br> 这种追寻道理的精神造就了牛顿。今天人们认为，牛顿晚年研究基督教是科学家的堕落。其实，这是极大的误解，牛顿要没有虔诚的信仰，就没有今天受我们推崇的科学了。万有引力的发现就是牛顿想了解上帝为什么要把这个苹果砸在自己的脑袋上，这种认知上帝的冲动导致了他那些伟大的发现。<br> 这就是说，西方延续至今的理性精神基于一千多年的基督教信仰灌注给人们的信念：世界是上帝用至善至美的理性原则创造的，谁把握了这个原则，谁就把握了上帝。十二世纪前后，一批怀着这种探求上帝规则的冲动的人聚集在修道院里，后来他们搬到一个地方专门继续这种争论，这就是大学的起源。大学基于一种理念：相信世界是有规律的，人在社会生活中也要依循相当的规则来行事。从这个意义看来，没有大学，就没有现代文明。<br> 讲到这里，我们归纳一下：现代文明的产生需要一个文化前提，而这个前提的载体就是大学。<br> 真正现代意义的大学开端于德国的柏林大学，又称柏林洪堡大学。路德新教改革后，德国人从内心相信上帝，认为只要有了信仰，就解决了一切问题。他们漠视工业革命、市场经济、自然科学等，执着于心灵的生活。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拿破仑扫荡欧洲，德国人才惊醒了，他们发觉只有内心生活的充实是不够的，德国需要走工业化的道路。但是此时，德国被拿破仑打得一败涂地，流血、还要割地赔款。这种一贫如洗、满目疮痍的情况，依照我们中国人的思路，先要恢复战争的创伤，把经济搞上去，把国防建设起来，然后再考虑其他方面。德国人的思路却与此截然相反。他们相信，一个强大的国家首先是精神上的强大，只有在文化和科学领域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个国家才有可能成为世界强国。普鲁士内政部教育司司长洪堡成为所有内阁成员中最重要的人物，他们在最艰难的时候，不是拿钱去发展经济，去发展国防，而是集中全国资源，开拓一块最自由的天地，建起柏林大学。这所大学不只是培养人才，更重要的是，它成为整个国家文化和精神的中心。<br> 大学兴起后，推动中学、小学的建设，整个国民教育发展起来，德国现代化由此起步，这个落后的封建国家一跃而成整个欧洲的学术文化中心，成为世界一流强国。十九世纪后半叶，德国人在每个领域中做出的决定性贡献超过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的总和。这里加上美国并无意义，当时美国对世界的贡献几乎是零。（笑声）<br> 当时，德国强大，中国如何呢?中国人有的是钱。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个事实。不知谁说过一句话，“中国人穷了几千年，再不搞改革开放就晚了。”这句话总体意思没错，但说中国“穷了几千年”并不准确。中国不是穷了几千年，而是富了几千年，而且一直富到鸦片战争前夕，还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34％，高于今日美国在世界的比例，中国人实在太富了。（笑声）当然标准不同，有时没有可比性。白银价格直线下降，英国人拿不出钱来中国换香料、丝绸、瓷器，而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根本不需要别人的东西输入，英国人无计可施了。（笑声）他们自知鸦片对人的精神具有无可比拟的摧毁性，他们自己不抽鸦片，却以罪恶的鸦片贸易来对付中国。这时中国文明在封闭体系中已经烂熟，中国人内心日趋腐朽与没落，一接触到鸦片，整个精神防线就崩溃了。<br> 鸦片战争后中国赔了不少银子，但那对中国只是小意思。中国人富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富到甲午海战。清政府内部一些人开始反省，搞起洋务运动，派官员到西方去采购，他们专挑别人最好最贵的东西买，“我们有的是钱，你们只管拿来!”中国当时买的洋枪洋炮大多是德国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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