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各个学科中的研究正逐渐认识到：语言使用中的变化方式是与广泛的社会文化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们也正在逐渐意识到将语言分析用作为研究社会变化的一种方法的重要性。但是，还不存在一种既适合于理论，又适合于实践的语言分析方法。所以，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力求发展一种通向语言分析的方法，这种方法致力于填补某种空白：它对于研究语言中的变化能够特别有用，而且也能够适合于研究社会的和文化的变化。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必要把两方面因素加以综合，一方面是在语言学和语言研究范围中发展起来的各种分析语言的方法，另一方面是与发展一种适当的社会语言理论相关的社会的、政治的思想。在前者中，我的工作包括语言学的各个分支领域(词汇、语义学、语法)、语用学、以及更为主要的“话语分析”，而“话语分析”近年主要是由语言学家发展起来的(各种意义上的“话语”和“话语分析”都得到简略的讨论)；在后者中，我的工作包括研究A．葛兰西(Antonio Gramsci)、L．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M．福柯(Michel Fou cault)、J．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和A．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成果。这样一种综合是期待已久的事情，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的存在，这个目标直到现在都没有令人满意地得到实现。一个因素是语言研究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分离状态，以及形式主义的、认识论的范式对于语言学的支配。另一个因素是：在传统上，其他社会科学缺乏对语言的兴趣，并倾向于把语言看做是显而易见的东西：诸如当访谈之类的语言资料被广泛使用时，人们往往认为，此类资料的社会内容可以在无需注意语言本身的情况下得到解读。这些立场和态度现在正在发生变化。社会科学之间的界限正在淡化，更多不同种类的理论和实践正在各种学科内部得到发展。而与这些变化相伴随的是社会理论中的一种“语言转向”，它导致了对语言的赞美，即把语言更多地看做是社会现象中的一个作为中心的角色。
批判的语言学
“批判的语言学”是20世纪70年代由东英吉利大学的一些学者发展起来的方法(福勒等，1979年；克雷斯和霍奇，1979年)。他们试图利用与迈克尔·哈利迪(Michael Haliiday，1978，1985)连在一起的、并被称为“系统语言学”的功能主义语言学理论，把一种语言学文本分析方法与一种有关语言在政治和意识形态过程中的功能的社会理论结合起来。
在考察这一学科的起源时，毫不令人奇怪的是：批判语言学渴望使自己与主流语言学(比起现在，它在当时更为严重地受制于乔姆斯基的范式)和社会语言学(见福勒等，1979年：185—195)区别开来。语言学理论中的两个“流行的、相关的二元论”遭到了拒绝：语言体系被看做是自主的，是独立于语言的“使用”之外的；意义与“风格”或“表达”相互分离(或“内容”与“形式”相分离)。为了反对第一种二元论，批判的语言学赞同哈利迪的观点，即：“语言因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而成为它所是的东西” (哈利迪，1973年：65)，并论证说，人们所表达的语言有赖于他们在社会体系中的地位。为了反对第二种二元论，批判的语言学支持哈利迪的作为“选择”体系的语言语法观——在这些选择体系中，言谈者根据社会环境做出选
择，并假定形式的选择具有不同的意义，而有关形式的选择总是有意义的。社会语言学因为仅仅建立语言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受到批判，它没有考察更深层次的因果关系，包括语言对于社会的作用：“语言发挥着巩固和加强由它构成的那些组织的作用”(福勒等，1979年：190)。
在我看来，话语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意思是消除话语权利和语言权利、义务和人类群体声望方面的不平等和不对称。与更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化一样，话语民主化近几十年来也已经有了主要的参变量，但是，这两种情况下的进程都是非常不均衡的(例如，在英国，威尔士语的使用者就比古吉拉特语的使用者有大得多的权利)，而且，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存在着关于真实的变化是怎样、或装饰性的变化是怎样的问题。我将考察话语民主化的五个方面：语言和社会方言之间的关系，对于有名望的话语类型的进入，在具有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的机构话语类型中消除明显的权力标志，偏向非正式性、(in formality)语言的趋势，语言中与性别有关的实践方面的变化。
我的重点是语言，因此，比起社会科学家的一般做法来，我在比较窄的意义上使用“话语”一词，即用它来指称口头语言或书写语言的使用。在语言学家传统上就“语言使用”、“言语”(parole)或“语言表现” (performance)进行写作的地方，我将使用“话语”一词。在由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959年)开创的传统中，“言语”被认为是禁不起系统研究的东西，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个体的行为：个体根据他们的希望和意图以不可预测的方式来利用一种“语言” (language)，一种(与言语[parole]相对的)“语言”(langue)，后者本身是系统的和社会性的。在这个传统中，语言学家辨认“言语”是为了摈弃它，为了补充索绪尔的观点，即：任何关于语言的系统研究都必须是一种关于这个系统本身的研究，是关于“语言”(langue)的研究，而不是关于语言的“使用”的研究。
索绪尔的观点受到来自社会语言学家的持续不断的攻击，这些社会语言学家主张说，语言使用是在社会意义上构成的，而不是在个体意义上构成的。他们论证道，语言使用中的变化是系统的，也是禁得起科学研究的，而使语言使用变得系统起来的东西正是语言与各种社会变量的相互关系：语言的变化是根据相互作用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性质、根据社会事件的类型、根据人们在相互作用中所追求的社会目的等等因素而发生的(唐斯，1984年)。虽然这在主流语言学中清晰地代表了对于占统治地位的索绪尔传统的一个进步，但它还是有两个主要局限。第一，它的侧重点往往片面地集中在语言如何根据社会因素而发生变化，这表示社会主体类型、社会关系和情景相当独立地存在于语言使用之外，排除了语言使用实际上有助于它们的结构、再造和变化的可能性。第二，被看做与语言变量相关的“社会变量”(so—cial variables)是语言使用的社会情景的相对表面的特征，所以以下观点是没有意义的，即：语言使用的属性可以更加广泛地由社会结构在更深层次上——经如阶级之间和其他集团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机构在社会形态中被表现的方式等等——所决定，并且可以有助于再造语言和改变语言。
在使用“话语”一词时，我的意图是把语言使用当做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而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体行为或情景变量的一个折射。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含义。首先，它含有这样的意思，即：话语既是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一个行为形式，——以这种形式，人们有可能对这个世界产生作用，特别是与这个世界彼此产生作用。这种有关语言使用的观点已经是语言哲学和语言语用学耳熟能详了，尽管往往是以个人主义的术语来做到这一点的(莱文森，1983年)。第二，它含有这样的意思，即：在话语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关系，更一般地说，在社会实践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关系，后者既是前者的一个条件，又是前者的一个结果。一方面，在最广泛的意义和所有的层次上，话语是被社会结构所构成的，并受到社会结构的限制，受制于社会层次上的阶级和其他关系，受制于诸如法律或教育等特殊机构所特有的关系，受制于分类系统，受制于各种规范和各种习俗——它们既有话语的性质，又有非话语的性质，等等。特殊的话语事件根据它们由以产生的特殊的社会领域或机构框架而发生变化。另一方面，话语在社会意义上是建构性的。这是福柯关于客体、主体和概念的话语结构讨论的意义。话语有助于社会结构的所有方面——这些方面直接或间接地构成或限制话语——的建构：它本身的规范和习俗及其背后的关系、身份和机构。话语不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是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
在最近有关话语和意识形态的讨论中，意识形态的理论化是最有影响的问题，这种理论化的确是阿尔都塞(阿尔都塞，1971年；拉雷，1979年)的问题，对此在第一章讨论佩奇尤克斯时已经简要地涉及到了。事实上，阿尔都塞可以被认作是为这场讨论提供了理论基础的人，尽管沃洛斯诺(Volosinov)(1973年)在早得多的时期就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在我的印象中，这种理论基础是三个有关意识形态的重要主张。首先，是主张在各种机构实践中有一种物质的存在，它为研究作为意识形态物质形式的话语实践开辟了道路。第二，是主张意识形态“质询主体”(interpellates subjects)，这导致了下述观点，即语言学家在话语中(根据阿尔都塞1971年：161n.16的说法)忽略的更有意义的“意识形态影响”之一，就是主体的建构。第三，是主张“意识形态国家机制”(诸如教育和媒介这样的机构)在阶级斗争中既是场地，又是利害关系所在，这表明在话语中的斗争、关于话语的斗争足以意识形态为方向的话语分析的一个侧重点。
如果关于意识形态和话语的争论研究极大地受到了这些观点的影响，那么，它也为阿尔都塞理论的那些被广为认同的缺陷所困扰。特别是，阿尔都塞的工作包含着一个未得到解决的矛盾，即一方面将统治看作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单向强加和再造——在此，意识形态发挥着类似一个普遍的社会黏合剂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坚持作为不断的阶级斗争(其结果总是处于成败未定)之场所和利害关系所在的那些机制。实际上，前一种看法占有优势，而且存在着斗争、矛盾和转变的一种边缘化现象。
我将把意识形态理解为现实(物理世界，社会关系，社会身份)的意义/建构，这被建构到话语实践的形式/意义的各种向度之中，它也致力于统治关系的生产、再生产或改变。 (这与汤普森的观点[1984年，1990年]相类似，即：语言和其他“符号形式”的某些用法是意识形态式的，也就是那些在特殊的环境之下用来确立或维持统治关系的那些用法。)嵌入到话语实践之中的意识形态在其被弄得自然化或获得“常识”地位时，效力最大；但是，意识形态的这一稳定的、业已确立的属性不该被夸大，因为，我提到的“转换”(trans—formation)表明的是作为话语实践之一个向度的意识形态斗争，是重新建立话语实践和意识形态的斗争，这里的意识形态是在统治关系的重构或转变的背景下被纳入到这些话语实践中去的意识形态。在一个
特殊的领域或机构中，如果形成对比的话语实践得到了使用，那么那个对比部分就有可能是意识形态的。
我坚持认为，意识形态在各种层次以各种方式介入到语言之中，我们不必在意识形态的不同的可能“位置”之间做出选择，所有的位置似乎都有部分的正当性，而且其中没有一个位置似乎是完全令人满意的(关于我在这里采纳的立场的更详细的论述，见费尔克拉夫，1989年b)。关键问题在于意识形态是结构的一个属性，还是事件的一个属性，回答是“两者”都是。而且，如同我在话语讨论中已经提出的那样，关键的问题是发现有关结构和事件的辩证关系之令人满意的论述。
在各种机构之中和各种机构之间，特定的实践已经和特定的“互文性链条”(intertextual chains)、文本类型系列联系起来。文本类型系列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以常规的、可以预测的方式被转换为其他系列中的一个或更多的成分，就此而言，文本类型系列都可以在转换的意义上彼此相连。(关于转换的问题见克里斯多夫，1986年a；克雷斯，1988年；以及上文第一章中关于批判的语言学的讨论。)这些链条是有序列的，或是有条理的，它们与前一节中“互文性”标题下讨论的、作为例证的互文性关系形成了对照。详细说明互文性链条——一个特定的话语类型就进入到了这些链条之中——是详细说明它的“分配”的一个方式：回想一下上文(第三章)关于文本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讨论。一个简单的例子也许是连接医疗咨询和医疗记录的链条，医生在一般情况下将前者转换为后者。考虑到不同文本类型相当大的数量和范围，所以原则上在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实际上也是无法确定的互文性链条的数量。不过，实际链条的数量可能是非常有限的，社会机构和实践以特殊的方式连接起来，而社会建构过程的这一方面限制了互文性链条的发展。(的确，有关实际互文性链条的研究是理解社会建构过程的这一方面的一个方式。)
互文性的链条可能是非常复杂的，例如，那些由国际外交和军事谈判的文本进入的链条就是如此。由戈尔巴乔夫所做的重要演讲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将被转换为各种类型的媒介文本，被外交家们转换成为报道、分析和评论，变成学术著作和文章，变成其他的演讲，这些其他的演讲诠释它，阐述它，回应它，如此等等。另一方面，置身于一次随意的谈话，很有可能被一起的参与者转换为关于这次谈话的程式化阐述，或者是被其他人转换成关于它的报道。如此不同的文本类型在分配网络的种类方面、在它们所进入的互文性链条的种类方面有着巨大的区别，因此，它们所经历的转换类型也是这样。这个演讲将要进入的文本生产和文本消费的许多循环过程，对于那些为戈尔巴乔夫设计演讲的人来说，是不可能详细地加以预测的，尽管如此，他们仍有可能尝试以某种方式来设计它，即以预测主要类型的听众反应的方式来进行设计。如同我已经提出的那样，这样复杂的预测是异质性和含糊性的一个源泉，而且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是：比起其他属性来，具有复杂互文性链条的文本更容易倾向于这些属性。
在一个互文性链条中，文本类型之间的转换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它们可能包括明确的互文性的种种形式，诸如话语描述。另一方面，它们也可能具有更加发散性的特征。那些可以被解释为不同文本类型之共同要素的东西有可能表现在不同的层次上，表现在非常不同的方式中——在一种情况下表现在词汇中，在另外的情况下表现在叙述和隐喻之中，或者表现在对于语法选择的挑选决定之中，或者表现在对话之被组织的方式之中。例如，在一本有关教育理论的著作中，一个对于非等级制的、合作的教学实践的理论描述可能主要构成了这本书的词汇，而“同样的”理论可能以组织教师和学生之间对话的形式出现在实际的教学实践之中，出现在教师办公室(或研究会谈)之中，出现在教师在谈论她的班级、她与同学的关系时所使用的隐喻之中
(例如，学生难道不是以“团体”、“团队”或实际上是以“特别工作组”的形式来工作的吗?)。
我们来思考一个来自费尔克拉夫(1990年a)的真实例子。1985～1988年间作为英国贸易和工业部大臣的扬勋爵的演讲，在“企业文化”的概念、实践和政策的发展方面是一个重要的要素。正是扬勋爵将他的部门重新命名为“企业部”。在他的演讲中，“企业”一词从属于一个语义学工程的过程(更详细的讨论见下文第六章)，它涉及到围绕着这个词而表达出一套和企业家身分有关的属性，它们如同企业文化的支持者所理解的那样，包括自信和自立。一方面是在有关企业活动主题的这些演讲中的理论建构，即“企业活动本身”，另一方面是由“贸易和工业部”(DTI)在扬勋爵的“企业创新”基础上提山的公共性，在这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关系。这些演讲的词汇中所包含的东西在这里转换为一种特殊的交往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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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英国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涉足批判的语言分析，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相继写下了《批判的语言意识》、《话语与社会变迁》、《媒介话语》、《批判的话语分析》、《语言和权力》、《后现代性的话语——反思批判
的话语分析》、《新工党，新话语?》、《分析话语：社会研究的文本分析》等等。这些著作以及一大批相关的论文，连同他在兰开斯特大学的杰出的教学活动，令人信服地奠定了费尔克拉夫在当代批判的语言分析领域中的地位。
费尔克拉夫的研究与语言学的发展轨迹大致相同o 20世纪以来出现的语言学转向使得语言研究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都受到了重视，而以语言研究为中心的文本分析更是在近年来成为社会科学所青睐的方法之一。按照费尔克拉夫的观点，将文本分析纳入到社会科学的分析策略之中，在本质意义上具有理论的、方法的、历史的和政治的深刻根源。
在批判的语言分析论题中，费尔克拉夫又特别将目光投向了话语分析，并且尝试围绕“话语”和“话语分析”来解决语言分析和语言研究中的问题。他较早对“话语”做了比较明确的、往往被当做权威论述而引证的界定。在他看来，所谓话语，指的是对主题或者目标的谈论方式，包括口语、文字以及其他的表述方式。话语根源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但同时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因此，与传统的社会语言学家不同，批判的语言学家认为语言不只是社会过程和结构的反映，它同时也建构了社会过程和结构，而批判的语言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就在于透过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遮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生活过程中重现、诠释或解读文本与话语的真实意义。
我们面前的这本《话语与社会变迁》就是费尔克拉夫有关话语分析的一本代表作，也是他本人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过程中的一个早期成果。该书自90年代初出版以后，截至2002年，已先后再版7次。它被认为是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即：从此以后，语言学研究可以给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语言活动提供全面细致的说明了。
《话语与社会变迁》简要地描述了近20年来流行的几种话语分析方法。在这方面，费尔克拉夫是从两个角度人手的，也就是“非批判的”方法和“批判的方法”。前者包括辛克莱(Sinclair)和库尔萨德(Coulthard)用来描述课堂话语的方式、“谈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中的民族方法学工作、拉博(Labor)和范歇尔(Fanshel)的治疗式话语模式，以及由社会心理学家波特(Potter)和韦瑟雷尔(Wetherell)最近用来进行话语分析的方法。后者是英国的福勒(Fowler)、克雷斯(Kress)和霍奇(Hodge)等人的“批判的语言学”，以及法国的某种话语分析方法——它是由佩奇尤克斯(Peeheux)在阿尔都塞(Althusser)的意识形态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通过费尔克拉夫的介绍和分析，读者能够清晰地看到：话语分析的方法今天的确已经被广泛用于各个学科之中，从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到社会学和文化研究，均无例外；而各个学派的贡献和作用、优势和局限、特性与普遍性，也在费尔克拉夫笔下得到了全面详尽的论
述。
作为一个批判的话语分析学者，费尔克拉夫给予法国思想家福柯(Foucault)以特别的重视。这是出于几个方面的理由。在总体上，福柯对于当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话语”概念的流行，话语分析作为一种方法的流行，在某种程度上就归于这样的影响。对于费尔克拉夫来说，重视福柯学说的意义又特别在于对两种不同的话语分析方法做一比较：一种是福柯的比较抽象的方法；另一种是费尔克拉夫本人所赞同的以文本为方向的话语分析方法。费尔克拉夫希望，借助于这样的比较和分析而达到综合，从而发展出一种既有利于实践、又有利于理论的话语分析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