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对决定院校成功的因素进行一番探索，提醒人们注意判断成功的氛围是如何改变的，如何通过考查和科研相关的业绩，了解和学生相关的指数来衡量成功，以及从发布的院校排行榜中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本章还审视那些应该考虑进来的背景因素，包括一些对某些高校不利的因素，以及能不能找到不同的标准来衡量大学的业绩。同时，本章还对1992年后大学的特殊地位进行了一番讨论。本章通过比较成功公司的特点和成功大学的特点来探讨如何保持成功大学业绩的问题，提出大学的业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我增强，除非大学在遇到非常急剧的变化时有可能缺乏对新压力的适应性。最后，本章对确定大学成功的特点做出概括并对促进成功的因素做出结论。
历史定位
在英国，从1945年到1980年这一时期，主导人们对大学进行哲理性思考时的最显著的变化之一是我们如何确认成功。在上述年间，大学拨款委员会(UGC)的工作原则是大学一律平等，即便不能真正平等，也应该尽可能地平等对待。20世纪50年代制定出统一的工资标准以保证富足的大学不易从条件差的大学挖走人才。20世纪60年代，罗宾斯委员会试图削减牛津、剑桥与其他大学的差距。20世纪70年代，大学拨款委员会以平等理念为基础为科研能力强或弱的大学分配不同数量的研究型学生。同期，大学招生委员会(uccA)反对发布各大学普通教育高级水平考试成绩(GCE A level)的提议，因为不愿意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新生成绩的不同(Shattock，2001a；Shattock&Berdahl，1984)。极少数的人会被这种看似平等的方式所蒙蔽，更不用说所有的研究委员会了，因为这些机构都在呼吁将科研集中在少数几所大学。事实上，公布的意见不仅将成功归于某些大学，还指出了某些在走下坡路的或是趋向于失败的大学：在70年代后期，谣传四起，称一些院校已经上了政府声称要关闭的院校的名单。大部分是20世纪60年代创建的大学——相对小型、以校园运作的学校——这些学校经历了学生运动，被认为是政治上的激进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类院校之一的华威克大学后来被媒体称为撒切尔夫人最喜欢的大学，而且大部分这些学校到了80年代在科研排行榜中升到了上层的位置。不承认院校业绩层次的不同，不指出表明这些不同数据的背景状况颇具危害性，因为这使得一些传统院校洋洋自得而不思进取。这种情形还造成对所公布意见的依赖，对大学之外的公众没有提供足够的帮助，比如说准备考大学的学生、想和大学进行合作的实业家或是想对大学有所了解的公众，这些人都有名正言顺的兴趣来了解如何选择一所大学而非另一所大学。
通向改变的第一步
所有这些情况在1981年都将改变，这并不是政府直接行为的结果，而是大学拨款委员会的决定。面临前所未有的财政缩减，大学拨款委员会决定运用大学录取学生的A级水平考试分数来决定对不同层次的大学给予不同的拨款指标，包括广义上的科研质量、单位支出、教学人员分布和他们的年龄、不同学科的学生相对数。因为大学拨款委员会当时想一箭三雕——保护科学和技术的项目权，保持单位资源，改变前期在资源分配上的不均衡——又因为伦敦大学依然是单独的不断接受拨款的学校，所以不可能从大学拨款委员会的资源分配决策中挑出谁是赢家。但是，输家立即显而易见：索尔福德大学、布拉德福德大学、基尔大学、阿斯顿大学、曼彻斯特理工大学、斯特林大学和萨里大学，这些学校的财政拨款在4年内被削减了25％。在这些院校中，除了曼彻斯特理工大学外，所有的院校也被要求减少招生14％或更多。从另一方面来说，那些财政缩减少于15％、学生数缩减少于4％的学校是相对的赢家，包括巴斯大学、剑桥大学、达勒姆大学、东安吉利大学、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利兹大学、莱斯特大学、拉夫博勒大学、诺丁汉大学、牛津大学、设菲尔德大学、南安普敦大学、华威克大学和约克大学。下一个决定性的变化发生在3年之后，在财政部的压力下，大学拨款委员会决定在整个大学系统评估科研质量，有差别地分别分配循环科研基金和教学基金。这项提案于1986年生效。不难想象，1981年财政缩减中的大输家中，除了曼彻斯特理工大学以外，没有一家在第一次科研质量评估(RAE)中有所建树(Shattock&Berdahl，1984)。
上述事件是通向一个新时代的转折，在撒切尔时代新的改革大潮中，随着市场机制给予更多的自由，院校分化日益加剧。但是，这也代表着一个重创的时代，一些院校就此一蹶不振。20年后的今天，我们处于一个比当时更好一些的地位来评估大学的业绩。但是，对大学的质量仍然很难进行评估，其提升质量的过程不易准确衡量，确定成功的方式也难以琢磨。科研质量评估(RAE)表明可以在系统范围内区别不同层次的科研成就，但是关于方法论方面仍留有争议。而且，测评院校其他方面的活动就更困难一些。我们感到当我们看到成功的大学时就能本能地识别它，但是关于如何辨认成功大学的特点，这类研究迄今还是少得可怜，更不用说用什么标准来判断哪些因素可以用来保持成功等等。虽然传统的大学都是科研和教学单位，大学的成功往往等同于其科研方面的声誉：以2003年白皮书为例，虽然该文件很想推广教学型大学的理念，在提到最好的大学时仍然是不太谨慎地只考虑了研究型大学。
但是，越来越多的公众压力反而使任何一种评估重新审视平衡教学功能和重视教学因素。拥有众多学生家长和学生读者群的报纸和杂志对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大学进行的评估和排名对公众的突出兴趣都表现出了很快的反应。在战后那些年没有很好地对成功的大学进行界定对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有着重要的影响。不管在哪个领域，竞争性的外向院校，仰仗自己的声誉以及相对优于其对手的位置，不管在组织上还是运行上都和那些只仰仗系统内部条件的院校大不相同。和一艘直接接受命令运作的轮船相比，一艘在中央指挥、层层管理的舰队中运作的轮船在战略上和运作上都会采取不同的方式，这一点，读者会从帕特里克·奥布赖恩(Patrick O’Brian)的小说情节中得到了解。大学拨款委员会体系比较注重同质性，而不鼓励各学校办出自己的特色，而且该委员会在判断学校的宏图大略时只以该大学是否满足了大学体系中的一部分需求为基础。因此，对学校问的成就没有进行比较，学校也就很少有动力去争取超过其他学校。
在一个竞争的环境中，管理需要有能力定义什么是成功并保证有足够的努力来取得成功。尽管大学的重要任务仍然是科研和教学，大学实际上又是多元的、多产出的组织，在现代化年代拥有日益增多的角色，特别是在促进知识经济和社会包容性方面应该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大学角色的扩充代表了大学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起码在欧洲是如此，而且这种变化对社区和政府如何看待该学校也非常关键，这对大学究竟必须如何管理也意味深长。但是，在这种宽泛的角色中，成功就不能只被理解为在学术业绩中弥补不足。其实，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大学核心工作的成功扩展了其社会作用——主要的科技园，重要的工业合作伙伴，对当地和国家经济生活的影响，等等，都有可能发生在学术排名靠前的院校而不是学术排名靠后的院校。
还没有产生一个单一的价值量表可以衡量一个学校对社会产生的价值，即衡量一个在教学和科研都得分很高的学校和一个非常注重社会包容性的学校，两者谁对社会的价值更高。在大众化高等教育体系中，非常重要的是大学应该有多重使命，大学应该发挥自己的所长，以自己最能成功的方面去和对手竞争。不应该，也不可能寻求相同的成功，不管是教学、科研、还是在更广阔的社会和经济方面。但是，在现代世界，正如我们期待大学不管怎样扩展一方面或更多方面的社会功能，还是要注重教学一样，不管怎样有名的学校都不应忽略其在教学和科研方面的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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