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学者。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
　　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
　　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
　　梁启超一生勤奋，各种著述达一千四百万字，在将近三十六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他每年平均写作达三十九万字之多，这体现了多么惊人的勤奋和才华啊！
　　学术成就：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
　　他一生著述宏富，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
　　著作：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新民说
　　饮冰室主人自说
　　中国文化史
　　饮冰室主人全集
　　李鸿章传
　　曾国藩传
　　梁启超赋税思想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我国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名宣传鼓动家。他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秩事：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但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中国古代的史官为了给后代留下“信史”而不惜杀头：梁启超毅然拒绝袁世凯的重金收买，而写出了揭露窃国大盗恢复封建帝制的《异哉国体问题》。
　　1925年阴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请梁启超出席证婚。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但在婚礼上梁启超却对徐志摩、陆小曼用情不专厉声训斥，滔滔不绝，使满堂宾客瞠目结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给学生留点脸面吧。”
　　梁启超真诚的宽容。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协和医院。经透视发现其右肾有一点黑，诊断为瘤。手术后，经解剖右肾虽有一个樱桃大小的肿块，但不是恶性肿瘤，梁启超却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复诊为“无理由之出血症”。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梁启超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梁启超真诚的有趣。黄苗子著《世说新篇》，其中有《梁启超写序》，文曰：“蒋百里先生为著名军事家，但在文化上亦极有贡献。他留德归国后，曾写了洋洋五万言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启超阅后大为赞赏，蒋便请梁为此书作序。不料梁文思泉涌，序成也是五万字，觉得不好意思，便加写一短序，而把长序改为著作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作序。”（摘自《应用写作》）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汉族，原籍浙江诸暨，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曾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人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他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他提出了“五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和“尚自然”、“展个性”的儿童教育主张。他试图通过贫儿院的试验和推广，逐步以学前儿童公共教育替代当时的家庭教育，最终实现学前儿童公育的理想。他是中国近现代美育的倡导者，主张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实施美育，设想通过胎教院、育婴院、幼稚园三级机构实施学前儿童美育：把胎教作为美育的起点；让婴儿及其母亲生活在由自然美和艺术美构成的环境之中；认为幼稚园的美育一方面通过舞蹈、唱歌、手工等“美育的专题”进行，另一方面则要充分利用其他课内涵的美育因素，如“计算、说话，也要从排列上、音调上迎合它们的美感，不可枯燥的算法与语法。”其74年的人生历程，先后经历了清政府时代、南京临时政府时代、北洋政府时代和国民党政府时代，一路经历风雨，始终信守爱国和民主的政治理念，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奠定了我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为我国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富有开创性的贡献。教育论著有《蔡元培教育文选》、《蔡元培教育论著选》等。

　　站在新世纪的曙光中、全球化的背景下，就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做深入的探讨和思考，重新审视大学的理念和精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学人无法回避的事情。就现代大学而言，其起源肇始于中世纪的欧洲。中世纪大学提供的教育几乎包括了当时所有的知识领域，因而提供的实际上是一种博雅教育。现代大学诞生的标志是柏林大学的创建，柏林大学标榜学术与教学自由，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统一，“发展知识”与“传授知识”并重，高高举起了现代大学的新理念。我们中国的现代大学应该秉持何种理念呢？本书选录了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金耀基等学者对于大学的本质及精神的精彩论述二十余篇，为读者开启了一扇智慧之门。

　　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演说
　　大学的真正成就就在于它使学生有可能、或者说它迫使学生至少在他一生当中有一段时间完全献身于不含任何目的的科学，从而也就是献身于他个人道德和精神的完善。
　　——原柏林大学校长洪堡
　　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必须是发源于本土的种子，而不能在枝繁叶茂、发育成熟之际，从英格兰或德国移植而来。
　　——原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

　　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
　　三十一日下午，北京大学校开会欢迎先生。先期在讲堂遍悬国旗，校长教员学生成集。先生莅会后，由马校长述欢迎辞，略谓戊戌新政所留存于今日者，惟一大学校，先生实与此校有关系，今请赐训词于诸生云云。先生演词如下：
　　鄙人今日承本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校之欢迎，无任荣幸。适马校长所言鄙人与大学校之关系一节，当年诚有其事。今请略述一二，以告诸君。
　　时在乙未之岁，鄙人与诸先辈，感国事之危殆，非兴学不足以救亡，乃共谋设立学校，以输入欧美之学术于国中。惟当时社会嫉新学如仇，一言办学，即视同叛逆，迫害无所不至。是以诸先辈不能公然设立正式之学校，而组织一强学会，备置图书仪器，邀人来观，冀输入世界之智识于我国民，且于讲学之外，谋政治之改革。盖强学会之性质，实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焉。在今日固视为幼稚之团体，然在当时风气未开之际，有闻强学会之名者，莫不惊骇而疑有非常之举。此幼稚之强学会，遂能战胜数千年旧习惯，而一新当时耳目，具革新中国社会之功，实亦不可轻视之也。至创设此会之诸先辈，今曰存者，已寥若晨星，袁大总统即最尽力于此会之一人焉。厥后谣诼频兴，强学会之势力愈强，而政府嫉恶强学会之心亦愈甚。迄乙未之末，为步军统领所封禁，所有书籍仪器，尽括而去。其中至可感慨者，为一世界地图。盖当购此图时，曾在京师费一二月之久，遍求而不得。后辗转托人，始从上海购来。图至之后，会中人视同拱璧，日出求人来观。偶得一个来观，即欣喜无量。乃此图当时封禁，亦被步军统领衙门抄去，今不知辗转落在何处矣。及至戊戌之岁，朝政大有革新之望。孙寿州先生本强学会会员。与同人谋，请之枢府，将所查抄强学会之书籍仪器发出，改为官书局。嗣后此官书局，即改为大学校。故言及鄙人与大学校关系，即以大学校之前身为官书局，官书局之前身为强学会，则鄙人固可为有关系之人。然大学校之有今日，实诸先辈及历任校长与教师之力。谓鄙人为创设大学校之发动人，则不敢当。
　　鄙人在十五年前，实不能料及今日有如是规模宏大之大学校，鄙人不能不倾佩历任校长教师与学生诸君之努力，且当为国家感谢者也。惟以今日之大学校，与欧美日本之大学校相较，则程度之相去尚远。此则鄙人于倾佩之外，不能不责望大学校之校长教师之勉为尽力，而更不能不责望大学校学生诸君之愈益努力者也。盖大学校之发达，校长教师与国家社会，虽同负其责，然与大学校有至密之关系者，实在学生诸君。诸君设不自行勉力，则大学校安能发达？敬祈诸君勉力为中国之学问争光荣。鄙人今请进数言，聊为诸君他山之助。
　　普通学校目的，在养成健全之人格，与其生存发展于社会之能力。此为全教育系统之精神，大学校之目的，固亦不外乎是。然大学校之所以异于普通学校而为全国最高之学府者，则因于普通目的以外，尚有特别之目的在，固不仅其程度有等差而已。特别之目的维何？日研究高深之学理，发挥本国之文明，以贡献于世界之文明是焉。是以施普通教育之学校，其所授之智识，为人类生活上社会上日用所必具之智识；所训练之能力，为人类生活上社会上日用所必具之能力，如是而已。而大学校之所授者，则不仅人类生活上社会上日用寻常所必具之智识能力，而为一切现象之法则，所谓科学者是焉。此不独大学校与普通学校之分在是，而大学校与专门学校之别亦全在此。盖专门学校之学科，强半与大学校相同，往往有人误视为具体而微之大学，殊不知二者之间，固显有区别在焉。专门学校之目的，在养成社会上技术之士；而大学之目的，则在养成学问之士。故专门学校之所授，虽多科学之原理，而所重者在术，不过因学以致用；大学校之所授，虽亦有技术之智识，而所重者在学，不过因术以明学。我国往往学术连用，漫无区别：殊不知二者迥不相同，固不能连而为一者也。盖所谓学者，推究一切现象之原理原则，以说明一切之现象，于推究原理原则说明现象之外，别不另设方途以求致用；而所谓术者，则应用学理之方法，技能而已，与推究原理原则以说明现象之学，实判然不能相同者也。故科学之分类，以现象为标准：有自然之现象，即有自然之科学；有人类之现象，即有人类之科学；有社会之现象，即有社会之科学。因自然有种种之现象，亦即有自然之种种科学；因人类有种种之现象，亦即有人类之种种科学；因社会有种种之现象，亦即有社会之种种科学。若夫技术。则以人类社会实用之目的，为其分类之标准：或合人类之需要，或应社会之要求，或按国家之机关，而有种种之技术。此实为学与术根本相异之处。而大学校与专门学校之区别，亦于是而分焉。是以同一法律科目，专门学校之日的，在于养成学生法官辩护士之能力：而在大学，则惟使学生能知法律现象之原理原则，至于学生毕业以后，为法官，抑为辩护士，则非大学之第一目的矣。其他科目，莫不如是。简言之：专门学校之精神，在实际之应用；而大学校之精神，则在研究与发明。故儿人类间具有系统之智识，大学校莫不列为学科，固不问其按切实用与否也。譬如西洋大学有希腊、罗马古典之学，北京大学亦有经训考证之科，以言实用，邈乎远矣，而大学校亦不得不列之为一科。夫大学校之目的，既在研究高深之学理。大学校之学课，又复网罗人类一切之系统智识，则大学校不仅为一国高等教育之总机关，实一国学问生命之所在。而可视之为一学问之国家者也。且学问为文明之母，幸福之源。一国之大学，即为一国文明幸福之根源，其地位之尊严，责任之重大，抑岂我人言语所能尽欤！诸君受学于此最尊严之大学，负研究学问之大任，鄙人所欲进一言为诸君勉者，亦唯祈诸君能保持大学之尊严，努力于学问事业而已。
　　抑我又有言者，则前清学制之弊，至今犹令人痛恨不已。其误国最甚者，莫如奖励出身之制。以官制为学生受学之报酬，遂使学生以得官为求学之目的；以求学为得官之手段。其在学校之日，所希望者，为毕业之分数与得官之等差；及毕业以后，即抛弃学业而勉力作官矣。即以海外之留学生日浸染于外国之学风者而言，当留学之时，固多以学问为目的，而勉力求学；然毕业以后，足迹甫履中国，亦即沾染此恶风，抛弃其数年刻苦所得之学问，而努力作官矣。故中国兴学十余年，不仅学问不发达，而通国学生，且不知学问为何物。前清学制之害，庸可胜言耶！是以鄙人今所更欲为诸君勉者，则望诸君以学问为目的，不当以学问为手段。盖大学为研究学问之地，学问为神圣之事业。诸君当为学问而求学，于学问目的之外，别无他种目的，庶不愧为大学生。若于学问目的之外，别有他种目的，则渎学问之神圣，伤大学之尊严，尚能谓之研究学问乎？诸君勉之！努力问学之事业，以发挥我中国之文明，使他日中国握世界学问之牛耳，为世界文明之导师，责任匪轻。诸君其勉力为我中国文明争光荣！鄙人今尚欲进数言于诸君之前者，则为今日之学风问题。夫今日学风之坏，人所同慨。鄙人所欲言者，亦非仅指大学一校。惟以大学为全国最高之学府，大学学风足为全国学风之表率，是则鄙人所不能不以此责望于我大学生诸君，祈有以表率我全国之学风，而改善我全国之学风者也。语时或有开罪之处，尚望诸君谅之焉。
　　一、服从言今日学风之坏，莫过于学生缺乏服从之德。不服教师之训导，不受校长之约束，放恣乱为，动起风潮，遂致德无由进，业无由成，我可敬可爱之青年学生，几成为可鄙可贱之无业游民。言念及此，曷胜浩叹！诸君闻此言，或且有谓鄙人谬悖，欲以奴隶之行，责之共和国之大学生者矣。此在不以服从为然者，必谓学生当有自由，校长教师，等是同类，安有服从之可言？服从二字，乃奴隶之所受，讵可加之于我学生之身？然学生以德之未修，学之未成，始入学校求学，则在学校之中，自当服从校长教师之训导；不然，又安名为学生？学生中有言自由者，实不学误之也。且一国之中，一切皆可言自由，唯军队与学生，乃不能言自由。军队言自由，则不仅全军瓦解，不能成军，且足以扰乱秩序，其危险莫可名状。学生言自由，亦不仅学业无成，教育无效，其影响于社会国家，所关殊非浅鲜。故欧美先进之国，其学生莫不谨守服从之德。当退校之时，或多与教师从容谈笑；若在校中，则虽年高德尊若我马校长其人者，苟为学生，亦严格整肃，谨听校长教师之训导而毋敢或违。鄙人前游美洲大陆，曾遗观其学校，见其学生之谨守服从，至足感人。而尤足奇异者，则美之学生，不仅对于校长教师，守服从之德。下级学生之于上级学生，亦尽服从之责。上级学生苟有所命，下级学生莫不心悦诚服而为之，此其故何哉？诚以共和之国，人人有自由，即当人人能服从。不然，势成人人相抗之象，秩序危殆，国将不国。而欲养成此服从之德，在共和之国，舍教育以外，殊无他途可言。固不若专制之国，以威力胁迫人民服从，不问人民之能服从与否也。故专制国之学生，不必养成其服从之德：而共和国之学生，设不于其受教育之日，训练其能守服从之德，则国基危殆，害莫胜言矣。此鄙人之所以以服从之德望大学生诸君，有以矫正我全国学风也。
　　二、朴素孔子有言：“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此在今日。虽不足奉为我人处世之道，然学生在求学之时，则不可不具此精神。欧美学生自小学而中学，中学而大学，非历二十年之久，不能成业；且学费之巨，亦非中下之产所能任。故学生之能卒业于大学者，百中实不得一二，惟能刻苦之学生，始能卒业。至若日本，则能卒业于中学以上之学校者，大抵皆苦学之士，积十余年困苦艰难之学生生活，始克学成而为世用。今日彼国知名之士，若一谈其苦学之经历，则恐我国学生皆当愧死矣。我国学生，本亦寒素之士居多，惟近年来则纨祷之风大盛，衣食惟求精美，居处惟求安适。其最堪痛心者，则莫如求学之青年，奢侈放纵，既伤其德性，复害其学业。设此风不革，则中国教育之前途。尚堪问乎？此鄙人之所以祈望大学生诸君。力倡朴素之风，以改革我全国之学风也。
　　三、静穆鄙人非谓学生不当发扬蹈厉，人固贵有发扬蹈厉之精神，而后始能在社会任事。惟发扬蹈厉之精神，当用之于做事之时，不能用之于求学之时。学生在求学时代，当善养其发扬蹈厉之精神，则他日学成以后。庶能发挥此精神于事业。孟子所谓“养我浩然之气”者是也。若在学生时代，而误用之于校长教师，是为不守规则之学生，非所谓发扬蹈厉之精神也。且天下惟有学问有修养之士，乃能真有发扬蹈厉之精神；无学问无修养者，仅能谓之狂躁，谓之轻率，以之办事，无一事可成也。故学生若不于学生时代，以静穆之风，善养其发扬蹈厉之精神，则他日必成为狂躁之士，轻率之士，终身将不能成一事，可不勉乎哉！况学问之业，非有冷静之头脑，不能得益。学生若以浮躁之心受学，则不仅不能深入学问之道，我恐即有善教之教师，亦不能有丝毫之得益。故学生若不于求学之时，养成冷静之头脑，则于学问之业，日相去而日远矣。静穆之风，可不贵哉！简言之：静穆之风，一则以成冷静之头脑，一则以养发皇之精神。在学校之日，以之修业而进德；卒业之后，则赖之以任事而成功。此为学生至可宝贵之学风。鄙人深望大学生诸君有以提倡此风也。
　　关于学风问题，鄙人所欲言者，不仅此三事，惟以此三者为最要，故特举以告诸君耳。愿诸君勉之，为我中国学问之前途争光荣！
　　清华研究院茶话会演说辞
　　校长，诸位先生，诸位同学：
　　今天是研究院第一次茶话会，本来早就要开，因王静安先生有不幸的事发生，到上海去了，所以缓后了许久。到今天，大家有个聚会的机会，我很高兴。
　　我们研究院的宗旨，诸君当已知道，我们觉得校中呆板的教育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想参照原来书院的办法——高一点说，参照从前大师讲学的办法——更加以最新的教育精神。各教授及我自己所以在此服务，实因感觉从前的办法有输入教育界的必要。故本院前途的希望当然是很大的，但希望能否实现，却不全在学校当局，还在诸位同学身上。我所最希望的，是能创造一个新学风，对于学校的缺点加以改正。固然不希望全国跟了我们走，但我们自己总想办出一点成绩让人家看看，使人知道这是值得提倡的，至少总可说，我们的精神可以调和现在的教育界，使将来教育可得一新生命，换一新面目。
　　现在的学校大都注重在知识方面，却忽略了知识以外之事，无论大学、中学、小学，都努力于知识的增加，知识究竟增加了没有。那是另一问题。但总可说现在学校只是一个贩卖知识的地方，许多教员从外国回来，充满了知识，都在此发售，学生在教室里若能买得一点，便算好学生。但学问难道只有知识一端吗？知识以外就没有重要的吗！孔子说过，“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又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又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这都是知仁勇三者并重的。不但中国古圣贤所言如此，即西国学者也未尝不如此。所谓修养人格锻炼身体，任何一国都不能轻视。现在中国的教育真糟，中国原有的精神固已荡然。西洋的精神也未取得，而且政治不良，学校无生气，连知识也不能贩卖了。故我们更感到创造新学风的必要。

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
清华研究院茶话会演说辞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1917年）
非留学篇（1912年）
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1947年）
大学一解
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谨以此文纪念先师蔡孑民先生百年诞辰
塑造中国大学精神的现代实践——以蔡元培1917—1923年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为中心
危急时刻的大学精神——重识蔡元培的“大学理念”
清华大学与通才教育
大学的世界精神——为“新亚书院龚雪因先生访问学人
大学之理念、性格及其问题
学术自由、学术独立与学术伦理
在世纪之交谈大学之理念与角色
中国现代大学的“制度设计”
我对大学理念的认识
我的大学理念
大学理念与素质教育
大学的理念
留学生和现代大学理念
大学之魂
大学的使命：公民科学与自由教育
大学的教育理念与目标
大学的理念
大学的角色和任务——台湾大学的例子
大学精神与清华精神
美国大学教育观察
构建学人的乐园——弗莱克斯纳的大学理念考察
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
大学三问
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我的大学观
华人大学理念九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