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曾把人类文化区分为三类:一类是后喻文化,这类文化的典型特征是变化迟缓,墨守成规,几乎一成不变,人越年长,就越有资格来指导年轻人,其突出的特点是过去指导着未来,在教育上则体现为年长者对年幼者的指导;另一类是互喻文化,这类文化的特点是文化有了较明显的变化,人的年龄并不能成为文化的惟一承载依据,年轻人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化特征,有了自己对待世界、他人、社会、自身的看法与认识,青年文化出现,代沟开始存在,年轻人更愿意从自己的同龄人那里吸取经验,其突出的特点是现在指导着未来,教育上的体现方式是同代人之间的相互指导;第三类文化是前喻文化,这类文化变化显著,变化速度加快,如果不注意时时处处吸取信息修正自己的知识与行为,就会落后。老年人意识到自己落伍了,需要向年轻人学习才能赶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其突出特点是未来指导着现在,教育上的体现方式是下一代人对上一代人的指导。①
教师作为教书匠或者一味做一个实践者,对于后喻文化来说也许是适宜的,但在互喻文化和前喻文化中,这种角色却不见得适当。虽然中国当今的文化尚不能说是进入了前喻文化或者互喻文化的时代,但是这两者的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状况下,教师如果一味扮演实践者的角色,就很难承担起指导学生发展、培养创新人才的重任。教师开始面临一个全新的挑战,只有自身研究这些新问题,解决这些新矛盾,才能成为一个称职的合格的教师。因而,“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已不能全部概括教师自身的特点,至少要再加上一个“教研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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