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陪都的本土学府
——重庆大学
四川天府之国，从先秦到汉唐，其经济文化一直以川西平原的成都为中心地带。清末光绪十六年（1890年），重庆辟作商埠，因有两江合流、舟航转运的特殊优势，于是“蜀西南北，旁及康藏，以至滇黔之一隅，商货出入，输合必于重庆”。商贸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川东地域经济的发展，重庆崛起成为西南重镇。
随着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法、美、德、日、英等国纷纷在重庆设立领事馆。辛亥革命后四川军阀混战的结果，推出新的代表人物刘湘主持川政。
刘湘主持川政后，极为重视发展教育。继1926年拨盐税一部支持创建川大的前身成都大学后，1929年又组建重庆大学，又在磁器口积极筹建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和四川中心农事试验场；并指令21军军部创建四川省立重庆女子职业学校；刘湘还支持在北碚创立中国西部科学院，担任董事长。
刘湘对筹建重庆大学有深邃的见地，他认为，世界各国之所以有进步的文化和高度的文明，赖有完备的大学研究之所。因为大学设立，才能够演进学术，阐明真理。因此，“欲解决种种问题，与列强相处于平等地位，应取法列强，办理大学教育”。
1929年8月4日，刘湘在21军军部召开的重庆大学筹备会上指出：“重庆乃西南重镇，川东首要之区，大学之设立仍付缺如，这实为重庆地方之耻辱。此间中学毕业学生，除负笈远游外，无升学之学校，……为社会需要计，为四川前途计，重庆大学不可不办。”
这次会后的一个月时间里，刘湘又四次召开重庆大学筹备会会议，讨论诸多问题，决定在菜园坝临时校址招生行课，又派人在重庆市内精心选址。考察人员沿两江上溯，实地踏勘。发现一处新址最为可人：地处红庙子，面临嘉陵江，左挽磁器口，右连成渝路；一野平川，水陆称便，天空地阔，适宜读书。这红庙子就是如今沙坪坝到磁器口襟靠嘉陵江这一大片土地。
到了10月23日，重庆大学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推选刘湘任重庆大学校长，并抓紧了购地建校的工作。1933年夏，建于沙坪坝红庙子的重庆大学理学院竣工，嘉陵高崖，建筑挺拔。10月，师生从菜园坝迁入。1935年5月，省政府明定重庆大学为四川省立大学。
早在重庆大学创办之初，《新蜀报》、《大中华时报》纷纷载文就学校仅设文理两种予以评论，认为未立工商，设科片面，这是轻视文化学术的做法，不利于人才培养。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四川省教育厅又对成渝两地高校做了调整，把重庆大学的文学院并入四川大学，将四川省工学院划入重庆大学，让重庆大学成为一所工科大学。
这种做法引起重庆大学师生强烈反对。教授们的抨击更为激烈。他们认为，综合性的高等学府，要培养精神高尚、学见丰富、多科通识的精英人才。裁割文科，无异于裁割一校之灵魂。重庆大学既有高远的建校方略，面临“文化颓废、国势替凌”的局面，就更应该研究国学，中西兼备，以求得综合创新。校长胡庶华坚决支持广大师生的反裁并斗争。但当局执意裁并，斗争终归失败。
重庆大学的发展不能不提到它的第二任校长胡庶华。湖南人胡庶华是留德的冶金学家、教育家，他归国后连续考察我国的西北、西南地区，受刘湘邀请，做了重庆大学校长。他的文化视野极为开阔，学术识见极为深邃。在对重庆的经济、地理作了一年的考察后，胡庶华写出《理想中的重庆市文化区》一文，他以重庆大学1935年、1936年的招生为例，指出头年新生标准40分及格，第二年也只有45分及格，可见重庆中等教育的落后。虽有城市电灯、自来水和公共汽车，看似有都市规模，细加分析，“则去现代文化的水准还差很远”。他据此提出重庆市应将沙坪坝作为一个文化区来建设的主张。
1937年底到1938年初，胡庶华领导重庆大学积极开展了文化区建设的实践。
先是重庆大学1938年1月，致函周边的教育、文化等企事业单位，邀约来校开会，商议“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合组实施办法”，并最终于当年2月6日举行“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成立大会”，提出“维护公共秩序，改善住民生活，促进文化事业”的宗旨。继后，重庆大学又积极为该自治委员会干事会议提供办公用具、活动场地和办会经费。
抗战时期，“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这个以履行政府基本职能为主旨的民间组织，“佑启乡邦，振导社会”，对区域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功不可没。而重庆大学作为其中的重要元素，它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巨大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
1938年6月，胡庶华辞职离校，接替重庆大学校长职位的是叶元龙教授。是他领导重庆大学，一如既往地推动了沙磁文化区的各项活动。
叶元龙，安徽歙县人，早年留学美、英、法等国，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获经济学硕士。他1927年回国后，先后担任过中央大学法学院经济系主任，中央大学教务长，安徽省教育厅长、财政厅长，济南大学经济系主任，贵州省教育厅长。叶元龙受任重庆大学校长前，正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第二厅厅长任上。
胡庶华提出辞去重庆大学校长职位，四川省政府先是任命四川大学化学系主任曹四易接任，不料重庆大学“挽胡拒曹”，双方一时僵持不下。拖了几个月，四川省政府转了个弯，重新任命叶元龙为省立重庆大学校长，这才使事态平静下来。
叶元龙担任了重大校长，也同时接任了胡庶华的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主任干事的职务。
叶元龙于1938年11月7日到校赴任，马上抓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的改组活动，一件是重庆大学省立申改国立的促进工作。
随着战争全面爆发，沙磁地区的入驻单位日渐增多，辖区内已有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南开中学、省教院、中工职校、大公职校、军政部纺织厂、军政部制呢厂、大鑫炼钢厂、豫丰纱厂、兵工署24厂、中央电台、合作五金制造厂、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沙坪坝电厂、巴县汽车公司、行营第一军械库、川康银行、金城银行、国立药专、省立女职校、北平师大劳作专修科、中央研究院仓库、沙坪坝邮局、巴县龙隐试验乡公所、大成糖厂、重庆牛奶场、昆仑纸厂、小龙坎龙隐人力车行、资源委员会轻油厂等多家单位，自治范围逐步扩展，改组扩大工作日益紧迫。加之当时四川省政府又将歌乐山森林区委托给地处磁器口的会员单位四川省教育学院管理，重庆大学和省教院共同发起建立了歌乐山乡村建设社。文化区领域又进一步扩大。
1939年1月30日，重庆大学会议厅举行了“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改组扩大会。这次会议由叶元龙派出的代表沈重宇主持，认真讨论了新的组织草案，并扩大改组，重新将该会定名为“巴县沙坪文化区社会事业促进会”。选出叶元龙、王韬甫（巴县县长）、罗家伦（中央大学校长）、周越浩（金城银行沙坪坝办事处主任）、潘仰山（豫丰纱厂经理）为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叶元龙为主任委员、王韬甫为副主任委员。
在抗战烽火中，重庆大学积极投入宣传的洪流，为民众觉醒和社会发展作出巨大的努力。在日寇重压下，国民党二号人物、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汉奸集团叛国投敌，卖身求荣，叶元龙校长率全校教职员工发出《阐明国是声讨汉奸》的电文，对其卖国行为作了深刻揭露和无情抨击。电文指出，“立国之本，在于文化与教育。……今日誓死抗战之意识植基于此，将来无穷建国之大业，亦植基于此”。当时，沙磁地区各界纷纷举行以“讨逆锄奸”为主旨的活动，冯玉祥将军倡导发起“捐款建墓铸逆”运动。重庆大学师生热烈响应，走上街头，向民众散发讨汪传单。
1939年7月7日，沙坪文化区“七·七”抗战建国两周年纪念大会在重庆大学体育场举行。重大师生邀约南开中学、中央工校、省教院、药专的师生一道，办墙报、贴标语、演出话剧、放映电影，使社会各界的民众受到热烈的鼓舞。纪念大会召开的当天，师生们在校园内热情服务，四下巡逻，最后组织了向前方将士募捐的“献金”活动，把纪念活动推向高潮。
作为文化区的脊梁柱石的重庆大学，随着它肩负的文化责任日渐繁重，它的“经费支绌、设备欠周”日显突出，1939年1月12日，重庆大学成立“四川省重庆大学国立促进会”，发起大学升格的国立运动。师生们广泛向各界和政府当局递送促进会“宣言”，从历史现实、交通地位、学校现状、办学经费、成渝比较、国内高校等方面陈述了六条情势，表达了希望改省立为国立，以获得充分发展，适应抗战需求的心声。宣言指出，重庆大学从1929年创建，1935年改为省立，“幸赖政府当局深切关注，历任校长惨淡经营，与各界文老之热烈襄助，设备渐充，人才蔚起，实质精进，声誉日增。”但“本大学尚无确定设备费，”而每年仅有的五十万元经费，也多是七五折且欠至数月核发，遂使学校行政“多受掣肘”，不仅“影响校政”，而且“贻误西南文化之发展”。
当时教育部久有大学国立的规定，而且数年之间，东北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湖南大学、云南大学等皆先后改为国立，省立大学所剩无几。宣言呼吁政府公鉴，改重庆大学为国立，以获发展之规模，以应抗建之需求。然而，宣言递送国民政府最高当局蒋介石手中，答复是“应暂缓议”，便搁了下来。直到1942年12月29日，行政院才通过将重庆大学改为国立。
抗战时期，重庆大学发展为有三院十二系二个专修科一个师资班。工学院院长由著名无线电专家冯简担任，理学院院长由著名数学家何鲁担任，商学院院长由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担任。延聘任教的著名学者有：潘序伦、柯召、李四光、段调元、俞建章、朱森、毛鹤年、丁洪范、朱祖晦、柱国璋、张圣奘、傅丽夫、刘觉民、罗蜇潭、叶谦吉……他们一面教学，一面著书，“研究学术，哺育英华，佑启乡邦，振导社会”，为中华民族的教育振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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