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代表中散发了立陶宛国民教育工作者的行动纲领。这里有不少有意思和正确的东西。我们真是猛撞能手！立陶宛的教授和副教授不仅仅是为了立陶宛的。你们想缩小教师在共和国之外工作的可能性。中学毕业证书、教学内容只能由立陶宛确定，别人谁也不能。国家成分没有了，它只在立陶宛的土地上有效。这意味着剥夺了学生进入诸如列宁格勒、莫斯科的高等学校的可能性。难道我们现在可以在发展民主的时代不去扩大反而缩小民主？
人民知识分子尤其是教师，在国际主义教育，在培养民族之间关系的素质方面处于特殊地位，一向如此。很遗憾，今天不是所有教师都有负责的态度。在纳格尔诺卡拉巴赫、在波罗的海沿岸，令人痛心而难堪地看到了一些儿童喊口号而并不理解其含义。斯捷巴纳克尔特师范学院的教师党员会议通过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人不能共同学习的决议。得到的印象是，一些有极端主义思想的头头为了对局势加压，向政权机关施加压力企图像使用辅币一样地使用儿童，而不考虑后果。
至于说到近来尖锐化的教学语言问题，我们确认应当保护学生和家长自由选择的民主原则。但同时必须创造条件，大力鼓励所有生活在该共和国境内的其他民族的学生包括居民在内，学习当地民族的语言。
应当考虑出版同时用两种语言讲述教学内容的教科书。世界各国已有这种经验。
在关心个性发展时，教育者应当更积极地依靠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的确，在运用行政命令的领导方法时期，它们的威信在儿童眼中大大降低了。我们不能不对这一状态感到不安。要知道，我国的少先队运动作为一种儿童的共产主义运动并不是根据国民教育委员会的指示才出现的。但在30年代，少先队组织转入学校并逐渐被视为教师手中施加教育影响的工具了。要革新学校，我们应当帮助革新少先队组织。当然这首先是共青团的责任。但是我们和你们也能做很多工作，使少先队组织摆脱形式主义和绝对组织化，使孩子们成为少先队大队和中队的主人，使他们的生活富有创造性、浪漫色彩、有趣并不断发展。
在研究青年的教育问题时，我们不应当忽视非正规的青年人团体。他们一直存在着：旅游团、铁木尔小队、业余歌唱俱乐部、自然环境保护队、智力竞赛小队，等等。这是正常现象，对于个性的社会成熟是完全必要的。何况当今所有“正规”的组织都是从非正规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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