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一开始她只是简单地拒绝跟随造反派，可即便是为了坚持这样一个立场，也给她带来了许多麻烦。她觉得自己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与她早年所受的西方教育有关。她一贯主张独立思考，而且她也有自己的一套“革命方式”，这就是她经常会批判那些作风不够正派的干部。她感觉到自己曾经得罪过某些人，所以他们会借此机会实施报复。<br> 她是作为江苏省第一批108人之一被下放到遥远的农村从事劳动改造的。实际上，她一点也不在乎什么体力劳动，就是清扫再多的厕所，她也乐意，真正使她难受的乃是看到自己父辈一代的老教授们不断遭受侮辱，还被迫要在寒冬恶劣的条件下从事繁重的劳动。由于她把这些不满讲了出来，而不能像其它人那样缄默不言，她都记不清自己被抓去游街、接受批判了多少次，但她从来不会承认自己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造反派“当局”因此认为她是一个头号顽固分子。她在乡下一共待了7年，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她既没有机会教学，也从未有条件作过任何教育研究。<br> 最让她痛苦的经历发生在那次全校教师大会上，当时她被指控为“国际特务组织”的一名成员，因为她的父亲曾长期生活在香港和台湾。另一件记忆犹新的经历是，一伙红卫兵在抄她的家时，要她交出所有的个人信件，她断然拒绝了这一粗暴要求，要知道，尊重个人隐私在她家及其职业生涯中乃是一条基本原则。结果，她再次被公开批判。那时候，有许多人通过揭发别人来保护自己，但鲁洁却从没有做过这种事。造反派们要她批判自己的丈夫，对此她当然是毫无犹豫地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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