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投入及其管理模式研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不论是发达国家、新兴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科技投入，都越来越呈现出“经济化特征”。
从近年各个国家在政府科技投入资源配置的结构来看，直接以财富增加为目标的投入占了相当比重。2000-2001年度，加拿大联邦政府对科技的投入高达66.8亿加元，科技投入占加拿大政府总预算的比例上升到4.3％，其中很大一部分直接投入到了与财富创造直接相关的领域。据统计，2000-2001年加拿大联邦和省两级政府在R＆D上的总支出达到了39.99亿加元，占全国R&D总支出的比例上升到29.01％（不含外资）。①
同样，日本对增加财富为目标的政府科技投入也有了很大的增长。日本2001年度政府科技投入的预算（未含地方政府）达34613亿日元（约288亿美元），总体比2000年度增加5.4％。从日本政府确定的4个重点领域的分配看，基本都与未来财富创造直接相关。如在其政府科技投入分布中，生命科学为1595亿日元，增加16.7％；信息通信683亿日元，增加82.1％，其中基础研究163亿日元，网络技术318亿日元；地球和环境628亿日元，增加18.7％，其中探明地球变动302亿日元，实现循环型社会151亿日元；材料领域192亿日元，增加57.3％，其中对纳米材料的研究达106亿日元，增加300％以上。②
政府科技投入表现为经济化过程，其根本原因在于：
（1）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核心竞争力的具体体现，政府的每一单位科技投入不能不考虑其未来的经济效益。特别是科技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之后，许多发达国家都把科技领先作为保持自己竞争优势地位的基础条件，一些发展中国家则把科技创新作为追赶发达国家的重要武器。美国为了保持其在所有领域的领先程度，科技投入总量正在呈现前所未有的快速增加趋势，1999年R＆D投入超过全球科技投入最高的六个国家（日、英、德、法、加、意）科技投入之和，高达2447亿美元（OECD，2001），2003年R&D预算投入仅联邦部分就高达1120.5亿美元（AAAS，2002）。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的印度，2000-2001年度对R＆D的投入为1766亿卢比（约37亿美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CNP）的0.94％。1998至1999年度国家对R&D的总投入中，中央政府占62.5％；地方政府占8％；高等教育部门占2.9％；国营企业占5％；私营部门占21.6％。
（2）科技投入也只有当其成为经济活动的内在组成部分时，技术成果才能真正在经济循环中转化为财富。在当今的科技创新活动中，可预见的技术成果与这种成果的产品化、产业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研发活动的产生不仅有“科学模型”，而且“市场模型”的作用也不可忽视。①没有产品化预期的研发活动及其投入，就很难产生预期的收入流量，科技投入经常的结果表现为“沉没成本”②。政府科技投入与私人部门的研发投入相比，往往更缺乏明确的产品化概念和意识，所以传统理论经常把政府科技投入作为经济活动的外生变量。最近10年来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表明，政府科技投入完全可以成为经济活动的内生变量，它不但可以有直接的产品化导向，而且可以有直接的财富化导向。如美国政府对阿波罗登月、信息高速公路、航天飞机等重大战略产品的科技投入，直接带动了美国的航空航天产业、信息产业等的高速发展，并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再如印度政府对软件产业的倾斜性投入，直接催生了印度软件产业的快速发展，并成为印度最“赚钱”的产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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