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一部生辰星相图集依据以下这些确凿事实：卡尔达诺津津乐道地向大家证明，这十个对象中的一个，也就是科尔贝塔，亲自把自己的生辰星相图交给了他。他还指出，众多的材料都证实他所给出的有关彼得拉克、费雷尔弗以及乔治的出生日期都是正确的。
卡尔达诺还认为，他周围的普通人，如人文主义者的生辰星相，对占星术士们具有特殊价值。他争辩说，恒星确实决定着这些人的命运：他们的职业生涯与他们的生辰星相具有精确的对应关系。但对于国王和君主，他不能作出同样的断言。许多占星术士已经使君王们完全摆脱了行星的影响力。自近古时期开始，一些占星术士就开始效仿公元4世纪的作家马特努斯，通过使国王免受星辰的控制，来规避政治风险，其理由就是君王如同诸神，是高于行星界的。31卡尔达诺坚持说，真正的基督教徒“怀着真正的虔诚，他们在天象中观察到的不是任何迷信的东西，而是把它们全都看作自然的原因”，所以他们不会追随这股潮流。“正如所有人毫无例外地都要遭受酷热、严寒以及伤痛之苦一样，我们也不能否认，统治者的身体和心智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从而渐渐趋于或好或坏的结果。”但他也承认，每个国家的大命运的确显著地影响着统治者自己的命运。不管怎么样，占星术士发现他们很难像分析彼得拉克这样的普通人一样，来如实地讨论皇家人物的生辰星相。32换句话说，一部生辰星相图集不但应该包括皇室君主以及宗教首脑的星相图，同时也应该包含普通男女的星相图，否则它就不能直接体现和证实占星术原则。
但是，生辰星相图集，就像卡尔达诺曾描述过的，并不只是当作科学文献来阅读的。他选定的所谓普通人，也和“沃比冈湖”（Lake Woebegone）的孩子们一样超乎常人。卡尔达诺强调，他的前10个生辰星相图的每一个都具有“某种令人惊异的品质”（ aliquid admiratione dignum）。33换句话说，生辰星相的收集必须展示那不可变易的法则是如何运作的，以及星辰的规则运动如何决定人类的命运。与此同时，它还应该提供令人震惊的奇闻轶事、流言，以及对技术性的占星原则的证实，从而让读者感到惊奇。
到16世纪中叶，那些对自然科学极感兴趣的印刷商们已经意识到，各种形式的占星术出版物在公众中拥有大量读者。纽伦堡出版商约翰尼斯·彼得攸斯（Johannes Petreius），因出版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以及卡尔达诺的《大学问》（Ars magna）而著称，曾遍寻他所在的城市以及其他地方的图书馆，搜寻还没有印刷出版的占星书籍，不论古代的还是现代的。1540年，他印刷出版了安东尼乌斯·德·芒图尔谟（Antonius de Montulmo）的著作，在该著作的前言中，他首次宣布计划出版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还向他的读者征集更多的新出版物。
彼得攸斯的前言并不只是为他自己的学术出版计划做广告。几年以后，他邀请天文学家莱因霍尔德前来纽伦堡，撰写他一直想要出版的占星书籍。当时，莱因霍尔德正担任维滕贝格大学的教务长，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敦促学生不要爬到防御工事上去，以免妨碍卫戍部队的行动。作为一名天文学家，他得指导一队年轻的计算人员编制著名的《普鲁士天文表》（Prutenic Tables），除此以外，他还得为自己的赞助者——霍亨索伦王室的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 of Hohenzollem）起草、阐释重要的政治及军事人物的生辰星相图。彼得攸斯许诺让他摆脱这一切繁重的工作。在纽伦堡，彼得攸斯为他安排了一间舒适的“小屋兼书房”，由莱因霍尔德自己支配，只要他需要，想用多久就用多久。他的任务就是撰写一部关于如何编制生辰星相图的小书。彼得攸斯说得很清楚，他想要的是一本关于怎样做的书，要用外行人能理解的语言，给诸如“宫”、“角”这样一些神秘的术语下定义，还要说明占星术士们究竟是怎样获取数据，然后把它们编入一个表格，以编制出客户想要的那种生辰星相图。彼得攸斯不要求莱因霍尔德提供经过处理的案例，也就是已经为客户编好的生辰星相图。正如他所指出的：“我认为这个集子必须能够拿出去卖，而现在已经有很多那样的东西在印刷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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