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本身的真伪，经过了辨别，但辨伪工作仍未完成，还必须进一步辨别真文献中的记事是否信实，是为辨伪事。历史文献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各阶级成员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上，对于社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基本问题，都会有不同的看法，记载史事，也就会有不同的观点。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总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①，而对于敢于反抗的农民，则极尽诬蔑丑化之能事。清修《明史》，号称精审，赵翼云：“《明史》则博览群书，而必求确核。盖取之博而择之审，洵称良史。”②但《明史》记张献忠，却不但斥之为“流贼”，且云：张献忠“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①张献忠起义的崇祯年间，全国共有多少人口，史书失载。但《明史·食货一》载有三个数字：洪武26年，天下口60，545，812；弘治四年，口53，28l，158；万历6年，口60，692，856。《明实录》则对明代各帝在位年间的全国人口数，多有记载，亦均不超过6700万。②那么，张献忠所杀的“男女六万万有奇”从何而来?《明史》记事，为何前后矛盾至此?修刻流传过程中有意或无意造车录》所载全国人口数字?显然，这是封建史家为了丑化农民起义而有意编造的伪事。剥削阶级总是按照他们当时的政治需要来记述历史，如果史实与其政治要求相矛盾，便不惜歪曲史实以迎合政治需要。逼于政治要求，许多号称良史的封建史家，也只好对统治者隐恶虚美，曲加回护。此外，史书中还有因传闻异词，或作者记忆失真，又限于条件，一时无从核实而造成的记事失实。总之，由于阶级的限制、时代的限制、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等原因，历史文献中难免有失实的记载，有伪事，必须加以考订，使记事显出真相，才能成为历史研究的可靠史料。
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③这说明在2000多年前，我国学术界已经注意辨别文献中记事的真伪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史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治史日益深人，于是有考订史事的专著出现，如西晋谯周的《古史考》等。唐代刘知几著《史通》，提倡直书，反对曲笔，其《疑古》篇对《尚书》提出10疑，《惑经》篇对《春秋》提出12条“未喻”，指出它们记事失实，而后人对《春秋》等经典的赞扬，则是“欲神其事，故谈过其实”，是“虚美”。清时考据学大盛，专门考订史书记事的专著，以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为最佳。到了近代，梁启超将文献中的伪事区分为七类，指出伪事之由来，或系无意失误，或为有意虚构，并将辨证伪事的方法归纳为7条①。梁启超的
考订记事，比旧的史考进步科学，但是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进行史考，所以对文献中诬蔑农民起义之类的荒谬记事，仍不作考证，有时还制造混乱，继续歪曲史实。只有批判地吸收传统考据学的成果，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考订文献中的记事，才能考清楚史事的真相，找出合于历史实际的记载。
校勘学的功用 现存历史文献经过辗转流传，其中文字错漏甚多。近人章钰用各种宋本校订胡刻《资治通鉴》正文，校出“脱、误、衍、倒四者，盖在万字以上。内脱文五千二百余字。关系史事为尤大。”陈垣校勘《元典章》，也校出错误12000余条。古籍文字形成错漏的原因，大致有五：
(1)保存文献，难免火烧水湿。虫蛀鼠咬，致使字迹不清．原件残缺。或章句相涸，上下谬乱。特别是古代的简策。编连的牛皮条或丝绳一断。即易错简脱简。
(2)传抄翻刻古书。难免笔误。所谓“书三写，鲁成色”，“亥”变为“豕”，“焉”变成“马”。抄书时常因形似而误，音似而误，在两行按续之间。则易看错前后行字句，致使衍字、脱字。
(3)后人抄书、校书或注书时，对某些文句妄加猜测，擅自改动。如《史通·申左》云：
汉之太史，晋之著作，彝成国典。时号正盲。既而《先贤》，《智旧》，《语林》、《世说》，竟遣异端，强书他事。夫以传自费巷，而将斑马抗衡。访诸古老，而与干(刻本误作子)孙并列。斯则难矣!
清代浦起龙作《史通通释》。见“而与子孙并列”，发觉不通，便将“子孙”擅改为“同时”，又将“班马”改为“册府”。李慈铭正确指出，浦氏“不知‘班马’字承上之‘汉之太史’句；‘子孙’当作‘于、孙’，谓晋之干宝撰《晋纪》，孙盛撰《晋阳秋》也；承上‘晋之著作’句”，因而这是“专臆恣改”。
(4)因避讳而改字。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对当代君主、父母或所尊崇的圣贤，不得直书其名，必须用改字、缺笔或空字的方法加以避开，是谓避讳。这是中国特有的风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直到辛亥革命后才逐渐废止。由于避讳，又去追改古书。历代官名、地名、人名随着各朝避讳而多次改动的甚多。这就给古书文字造成了混乱，既带来了阅读的困难，又改变了原书的旧观。
(5)统治者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有意义窜改文献。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清修《四库全书》。为了泯灭汉人的民族思想，巩固清朝的统治，不但全毁、抽毁大批所谓“违碍悖逆之书”，又对保存下来的许多书籍加以“酌量改易”、“改定字句”。于是连宋、明人著作中的“金贼”、“虏廷”、“人寇”等用字，也都被窜改为“金人”、“北庭”、“人塞”，以免引起汉人的民族意识。
古籍文字有误、漏、衍、倒，含义就会有所出人，以至完全不同，既破坏了文献本身的真实性，又使所载史事晦暗难明，甚至歪曲了事实的真相。《吕氏春秋·察传》篇载的卫人将“晋师己亥涉河”讹为“晋师三豕涉河”，含意就完全不同了。又例如清初的顾炎武，富有民族气节，坚持做明的遗民。据清初抄本，他的《日知录》中称明朝为“我朝”、“本朝”，称明初为“国初”。但后来通行的刻本，都改为“明代”、“有明”、“先朝”、“国初”了。这就窜改了《日知录》的真面目，抹杀了顾炎武的民族立场。所以，“书不校勘，不如不读”。从文献中收集起来的史料，必须加以文字校勘，才能放心利用。
版本学的功用 《校勘学释例》将校勘方法总结为4种：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有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这种校法是对比异同，发现问题，以便设法分辨是非，去伪存真。它要求多收集些不同的版本来相互比较。由于文献中的文字讹舛多是在翻刻流传过程中有意或无意造成的，因此一般说来，原本或初刻本是错误最少的本子。但有些最后的翻印本，由于经过认真的校订，也可能是错误最少的版本。所以对比校勘，不仅要依靠最原始的或较原始的版本，而且要依靠经过认真校订的可靠的版本或错误较少的版本。这样，研究古书版本的特征和差异，鉴别其真伪和优劣的版本学，就成为历史文献工作特别是校勘工作必要的一门学问。而辨伪、目录学也离不开版本学，因为伪书的辨定，往往可以从版本上找到根据，而目录的内容之一就是备列各书的版本情况。
辨别文献本身的真伪，校勘文献中的字句，实质上也是考订文献中所载的史实是否真实可靠。因而辨伪书、辨伪事、校勘，又统称之为考据，它们都必须信而有据。传注大致也属于考据。考据学、目录学、版本学，是历史文献学的传统分支学科。由这些分支学科组成的历史文献学指出了从文献中收集史料的门径，又闻述了鉴别史料、确定其来源、性质、可靠程度与实际价值的方法，对于充分地、详细地占有信实可靠的史料，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因而是历史科学不可缺少的一个部门。文献学为历史研究提供史料依据，文献学的不断完善，为历史科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四节 历史文献学是历史科学的辅助学科
历史文献学为历史研究服务 历史研究要占有史料，但并不是搜集到史料并弄清其真伪就算完成历史学的任务了。历史科学要从总体上反映出历史发展过程的真实景象，又要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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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研究不断深入，成果不断涌现。杨燕起、高国抗二位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问世的。经过十多年的检验，这部书已经成为高校教学中颇具影响力的基本教材。最近经过修订，又即将以新的面目与读者见面了。在新版印行之际，再次拜读全书，对其价值又有一些新的体会。
首先，是全书结构安排周密合理。全书分为三编，每编各有一个侧重点。上编为概论，从历史文献学的定义讲起，直至历史科学与历史文献学的关系等诸多理论问题，均一一扼要阐发。中编为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史，从先秦两汉到20世纪，时间跨度非常大，作者抓住重要人物、重要典籍和重大事项，将基本线索梳理得清清楚楚。下编为历史文献学的基本方法或基本知识，系统介绍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传注等若干方面的原理和内容。这样的篇章安排，条理很明晰，既有纵线条的描述，又有横切面的揭示，加上概论，历史文献学的基本内容就显现出来了。
其次，是具体表述简要得体。历史文献学有几千年的历史，内容实在太丰富了。在教材中写什么，如何写，是不能不反复斟酌的。十分难得的是，各位作者对自己承担的章节，都认真下了一番去粗取精的工夫，尽量深入而浅出，写出要点，写出特色来。比如叙述近现代的历史文献学发展状况，对罗振玉、王国维以来的一些代表性人物，介绍他们的学术活动，评价他们的文献学成就，可以使大家从这些时代较近的人物身上，感受到文献学的具体工作有哪一些，有的还可以继续去做，这对初学者的启迪作用相当大。又比如叙述文献学的现状与前景，强调历史文献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对青年学子来说，这是很迫切又很现实的任务，很能引起他们
的兴趣，促使他们走上文献学研究之路。至于文献学基本知识的叙述，各个门类都能在不太长的篇幅内讲得清楚明白，是甚得编纂要领的。
复次，是全书注重理论阐发，具有勇于探索的精神。三编之中，概论部分基本上是前人很少系统论述过的问题。如第二章《历史文献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从民族文化心理与历史文献学的繁荣、历史文献学所体现的民族文化特征、其他文化成就对历史文献学发展的作用三个方面加以阐发，能促使大家对二者的关系予以深思，将以往的历史文献学放到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去把握。第四章《历史科学与历史文献学》，则从历史科学研究与历史文献资料、历史文献学是历史科学的辅助学科等四个方面加以阐发，给学科定位，这对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是一次积极的探索。中编和下编中，也有不少过去为人所忽略的问题。如20世纪前期索引事业的提倡者与组织者洪业，是文献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以往未予充分注意，中编设专节介绍，使他在文献学史上有了一席之地。在基本知识的介绍中，作者将史源学、藏书史等内容纳人大家的视野，也反映出这部书的学术眼光是很高的。
在上述长处之外，全书还有不少地方可以启人思绪，引导人们向深处开掘。如学科定义的确定性、研究领域的开放性、研究方法的交叉性、研究目的的多元性以及研究前景的广阔性诸点，便是我们近日拜读此书后，感到还可深人论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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