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孙樵看到的这“数十幅书”“不立首末”，又无任何款识，因此并无正式名称。“开元杂报”云云，只是孙樵在行文时随意加给它的称呼。意为有关开元时期政事消息的杂乱报道窟千佛洞香火的王圆篆道士所发现。1902年以后，敦煌文物开始零星地为地方官员和过往的外国人所骗取，1904年至1914年这一段时期又大量地为专程赶来的外国人所豪夺，其中，以英籍，并不是它的原来名称。关于这“数十幅书”的性质，目前在新闻史学界还有争议。首先是是否古代报纸的问题。有些学者认为它只是当时朝廷条布于外的公告，或只是一种与《开元录》类似的编年史，并不属于报纸的范畴。。多数学者则认为它属于古代报纸氏的范畴，是进奏院状报一类的早期报纸。不少外国学者也持这一观点。苏联学者西蒙诺夫斯卡娅甚至认为它是“8世纪的时候
①孙樵这篇文章的题目，有的书写成《读开元杂记》，见汪师韩所作<孙文志疑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征引过汪的这篇文章，有的人因而对孙樵曾 经称这“数十幅书”为“开元杂报”一事产生怀疑，但大多数的书均写成《读开元杂报》，如《孙可之集》、《唐文粹》、《全唐文》、《日本诗书志》等。说明原题为《读开元杂报》这一说法还是可信的。
②参见张国刚：《邸报并非古代报纸》，刊于1986年3月25日(天津日报)；姚福申：《开元 杂报考》，刊于《新闻学论集》第9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唐玄宗皇帝宫廷管理下”，发出的“第一份报纸”①。其次是是否印刷的问题。最先提出“开元杂报”是印刚品这一说法的是清末民初的版本学家孙毓修。他在《中国雕版源流考》一书这样写道：“近有江陵杨氏藏‘开元杂报’七叶，云是唐人雕本。叶十三行，每行十五字，字大如钱。有边线界栏，而无中缝，犹唐人写本款式，作蝴蝶装，墨影漫漶，不甚可辨。”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首先接受了这一观点，认为“开元杂报”是存世的堪称“奇珍”的两本“唐刻”之一。这以后，不少新闻史研究工作者都同意这一看法。如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就断言：“‘开元杂报’系以雕版印刷，当无疑义。”美国新闻学者白瑞华也认为“开元杂报”是“最早的印刷的邸报”④。但是，也有不少人不同意这一说法。向达教授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提出过疑问：“‘开元杂报’虽有边线界栏，而墨印漫漶，不甚可辨，乌能必其即为刊印?即为唐本?”⑤5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对开元杂报”是印刷品的说法持否定态度。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其一，正像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所说：“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以以当时的工艺水平，印刷术还不可能普遍使用于一般报纸。其二，孙樵在介绍“开元杂报”时，只说它是“数十幅书”且有“因取其书帛而漫志其末”的话，并没有说明它是印刷的。
[苏]西蒙诺夫斯卡娅：《中世纪中国历史之基本特征》，原刊于苏联1951年第4期《历史教学杂志》。译文刊于1953年第5期《历史教学》。
0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第2页。同上书，第76页。
④转引自胡道静：《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世界书局1946年版，第1页。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34页。
⑥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篇。
其三，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中的那段话，十分可疑：“蝴蝶装”流行于宋代，并非唐时的款式； “云是唐人雕本”云云，词意恍惚，并没有足够的根据；所谓的“江陵杨氏藏开元杂报七页”，既不见于前人的著录，也不见于同时代人的记载，而且从此没有人再看见过，连注意汇集新闻史料的戈公振也“虽勤加访求，但尚未能一见”①。因而这七页“开元杂报”，很可能出于伪造。即使有过这样的实物，也很可能是赝品。这些观点已为多数新闻史学者所接受。
《读开元杂报》一文，还记载了作者来到首都长安以后，“日见条报朝廷事者”这件事，并举出所“条报”的内容是“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畋于某”等等。“条报”云云，也就是“系日条事”一条一条地进行报道的意思。这些记载说明，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前后孙樵在长安赶考、中进士、做京官这一段时期；唐王朝的首都长安，存在着每天传报皇帝起居和官吏任免之类朝廷政事消息的活动，存在着从事这项传报活动的人，即所谓的“条报朝廷事者”，存在着从事这项活动的传播工具。对于最后一点，孙樵在文章中并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但他是在和“开元杂报”相类比的情况下提出来的，他所感慨的，只是两者内容所反映出来的王朝的隆替和兴衰，可见他当时所“日见”的，正是和“开元杂报”同一类型的东西。这也从一个侧面，隐约地反映出了唐代早期报纸的情况。孙樵在文章中使用了“条报朝廷事者”这样的笼统的提法，说明这种早期的报纸。在当时还没有专门的名称。
对研究唐代报纸的历史，孙樵的《读开元杂报》一文，具有重要作用。它所提供的情况，值得重视。
四 新发现的敦煌进奏院状
近年来，新闻史和唐史研究工作者，在现存的敦煌文物中，先后发现了两份唐代的进奏院状。这两份进奏院状，都是唐僖宗时期，由驻地在沙州的归义军节度使派驻朝廷的进奏官发回沙州的。因为沙州在今敦煌地区，这两份进奏院状又都曾长期被封存于敦煌莫高窟，属于敦煌文物，所以被称为“敦煌进奏院状”。它们的发现，引起了新闻史和唐史研究工作者的极大关注。
目前分散在世界上13个国家的数万件敦煌文物，是11世纪初叶、被当时人秘密封存在今敦煌莫高窟的第16号窟内的。直到1900年的6月22日，才在偶然的情况下，为当时主持敦煌莫高窟千佛洞香火的王圆篆道士所发现。1902年以后，敦煌文物开始零星地为地方官员和过往的外国人所骗取，1904年至1914年这一段时期又大量地为专程赶来的外国人所豪夺，其中，以英籍匈牙利地质考古学家斯坦因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取走的数量最多。前者于1907年、1914年两次到敦煌，仅以500两银子的少量代价，就取走了各种文物共3l箱9 600余件。这一部分文物，现在收藏在英国伦敦不列颠图书馆；后者于1908年到敦煌，也仅以每捆50两银子的代价，就取走了各类文物共10余箱6 000余件。这一部分文物，现在收藏在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新发现
的这两份敦煌进奏院状，就分别属于这两家图书馆的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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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它和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一样，都是新闻学的组成部分。
由于新闻事业的特殊性，新闻史的研究和各时期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都有着紧密的联系。研究新闻史，离不开各时期的阶级斗争史、政治运动史和政党史，这是因为各时期的闻事业都和当时的阶级、政党、政权机关和各派政治力量的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研究新闻史也离不开各时期的生产斗争史和经济发展史，这是因为生产力和社经济的发展，直接影响着新闻事业的发展。
作为文化史的一个部分，新闻史和文化史其他方面的联系更是异常密切。文化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都和当时的新闻事业有密切联系。近代历史上几次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哲学和文学战线上几次大的论战，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文化运动的诞生和发展，多种文学艺术流派的形成及其代表作品的问世，著名作家、表演艺术家的崭露头角以至得到社会的承认，以及某些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和传播，都无不和报刊有关。此外，报刊上、广播电视节目中还有一般书籍上所难以查到的，内容异常丰富的，有关哲学、史学、语言、文学、戏曲、电影、音乐、绘画、书法、雕塑、摄影、体育、宗教、婚姻、礼俗、风尚、伦理、道德、建筑、医药、交通、饮食、服饰等文化史方面的大量第一手材料，所以研究文化史离不开各时期的新闻传媒。加强新闻史的研究，以促进文化史各部门研究工作的开展，已经成为文化史研究工作者的共同愿望。
新闻史，从宏观的角度来说，需要研究的是整个人类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特别是阶级社会诞生以来，各个阶级和阶层。运用各种有效的新闻传播手段从事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从微观的角度来说，则要研究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时代，一个时期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以及一类报刊，一类报人，乃至于具体到某一家报刊，某一个报刊工作者和某一次宣传报道战役的历史。研究到近代以来的新闻史的时候，则还要兼及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现代化新闻传播机构和新闻传播媒介的历史。
对于中国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来说，需要着重研究的是我们国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中国是世界上最先有报纸和最先有印刷报纸的国家，中国有将近l 300年的封建社会办报的历史，有100多年外国人在中国办报的历史，有t00多年资产阶级办报的历史，有大半个世纪无产阶级办报的历史。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曾经先后创办过6万多种报刊，1 000多个通讯社。200多个电台电视台，涌现过成千上万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有过几百次大小不等的有影响的宣传报道战役。这些都是中国新闻史需要认真研究的对象。中国近代化的报刊虽然晚出于西方，但中国的新闻事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国的新闻史因此有着异常丰富的内容，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新闻史都无法比拟的。
正因为新闻史是一门科学，从事新闻史的研究，就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史研究工作者来说，事实是第一性的。每一个从事新闻史研究的人，都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新闻史上的事实和他所研究的对象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充分地占有第一手材料，并对它进行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伪存真，去芜存菁的分析，从而得出正确的符合实际的结论。理论的指导是重要的，但不能以论代史；“史料挂帅”当然不好，但也不必讳言“史料”，没有对“史料”的充分掌握，没有对重要的关键性的“史料”的仔细考订和甄别，是很难对历史事实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的。一切从概念出发，先入为主，脱离实际的做法，是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大忌，也是新闻史究工作者的大忌。没有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是很难写好一部完整的新闻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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