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表达政治意见和宣传政党、政府的政策。表达意见是大众媒介主要的社会职能之一。在西方国家，大众媒介是民间经营的私人企业，社会各界倾向于把大众媒介看成是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展现社会各种意见的广场。各种意见、主义在此论争，显示其存在的合理性，以争取信徒。固然，在自由主义社会，大众媒介最终是由经济上、政治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所掌握的，尤其是主流媒介，几乎完全操纵于权势阶级之手。但是弱势群体的意见、少数派的意识形态也能够找到传播的渠道，虽然在效率上不能与权势阶级控制的主流媒介相提并论。因此，通过大众媒介，个体可以看到对于政治现象、政治问题的各种意见、态度，既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既有权势阶级的，也有弱视群体的，人们可以就此自由地进行甄别选择。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情况则有所不同。大众媒介成为了政府和执政党掌握的政治宣传和教育工具，因此，借助大众媒介表达的主要是占支配地位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执政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列宁曾经明确表示：“我们不打算把我们的机关报变成形形色色的观点的简单堆砌。相反地，我们将本着严正的明确的方针办报。一言以蔽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思主义。”①他还在《关于亚·波格丹诺夫》一文中指出：“工人报纸应当清除无产阶级意识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成分，而不应当用自己的篇幅来传播这种倒胃口的大杂烩。”②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则主张，党的新闻媒介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宣传贯彻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怎样才能使群众知道呢?基本的渠道就是报刊。所以“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都应当在党的报刊上或刊物上进行宣传”。“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③官方意见的普遍传播，不仅有利于统一思想，有利于进行合法性论证，而且还有利于规范公民的政治行为，维系政治体系的平稳运行。
再次是提供榜样示范。通过日常的报道活动，突出事件中的主体因素——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向大众提供学习模仿的榜样，是大众媒介影响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方式。有一句古老的格言：“模仿是最真诚的奉承方式。”④从心理学的意义上看，“模仿这一事实还意味着一种比较单纯的能动性：感知别人的行为，使人产生实现同一行为的趋向”。这一趋向的产生可以是出自于实现类似行为的强烈愿望，也可能根本就不需要愿望，如公共场合中某一个人的哈欠对于已经疲倦了的其他个体就有“十分强烈的感染作用”。①这种榜样的示范、模仿效应在大众传播过程中也十分显著。大众“媒介是容易得到的和有吸引力的榜样的来源。它们提供了几乎所有可以想像的行为形式的象征性模仿。丰富的文献显示出，儿童和大人都从各种媒介，特别是从电影和电视，学到态度、情绪反应和新的行为风格”。②这种榜样示范的方式完全可以应用于政治教化过程。通过树立政治榜样，展示榜样的思想、情操和行为，鼓励其他个体效法模仿，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一般来说，作为榜样的个体，应该具备超凡的魅力和高尚的人格。“那些得到公众信仰的道德模范是非有大伟人作先例不可，因为大伟人的行为能够予当时的人民以深刻的印象，而成为后世人模仿的标本”。如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的“勇敢、温厚、光明、正直是后世执公务的人的准绳”，林肯的“无私的爱国心，以及果敢的精神，和确信自由的决心，都可以造成国民最好的教化”。③事实上，利用榜样示范在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十分普遍。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就指出：“模范的生产工作，模范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对取得和分配每普特粮食所表现的模范的关心和诚实，模范的食堂，某个工人住房和某个街区的模范的清洁卫生工作——这一切是我们的报刊和每个工农组织应当比现在更加十倍注意和关心的对象。所有这些都是共产主义的幼芽，照顾这些幼芽是我们共同的和首要的义务。”①模范的事迹得到广泛的宣传，榜样的力量就会全部发挥出来，这时榜样就会成为后进、一般的“辅导者、教师和促进者”。②毛泽东也十分重视榜样的作用，他认为典型事迹的传播，特别是英雄及其英勇行为，“对外宣传和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③不仅好的榜样有积极的示范作用，坏的典型也能产生积极的影响。比如，对于没有公德心、见死不救、麻木不仁的行为的揭露和批评，在客观上也能够收到振聋发聩的效果。
最后是引导国民。大众媒介通过传播先进的政治文化和行为范式及正确的社会舆论，或者以自身规范的行为及人格的力量，为个体提供行为的指向。西方传播学界普遍认可大众媒介是现代社会中各个社会群体组织的“模式化社会期待的一个主要来源。也就是说，媒介的内容描述了当代社会生活中所知的各种群体的规范，角色，等级和制约”。④这些内容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接受者的态度和行为。事实上，传播者、教育者向导国民的作用在古代社会就为人民所认知。孔子讲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是东方古代历史的最好注脚。古希腊柏拉图则向国民提倡自我克制，即以理智节制欲望，激情服从理智，这是统治者向导国民，也是他们培养政治顺民的基本原则，因此，那些“受到侮辱而能克制忍受的言行”受到他的鼓励。①近代报纸产生以来，其在引导国民行为归趋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引起人民的重视。被称为中国近代历史上“舆论界之骄子”的梁启超就主张，“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乃是报纸的两大天职之一。那么应该怎样向导呢?他主张报纸应该“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为此，大众媒介及其从业人员对于国民，“当如孝子之事双亲，不忘讥谏，委曲焉，迁就焉，而务所以喻亲于道”。②20世纪后半期，第三世界新兴国家著名政治家李光耀深知大众媒介在引导国民方面的作用。他认为，新兴国家要发展，其人民“就不应该模仿当代西方国家一时的歪风和怪异的念头”，“大众传播媒介可以创造一种气氛，让人们在这种气氛中更热心于求取知识，接受先进国家的技能和训练”。③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也主张大众媒介必须“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这种引导是个体从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进而转变为政治人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三、本书的逻辑结构
如前所述，大众媒介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可以通过信息提供、意见表达、榜样示范和方向引导等方式，直接地影响个体政治知识的获取、政治态度的形成与改变、政治技能的强化和政治行为模式的取向，促进个体更好、更快地适应社会，扮演政治角色；同时实现社会政治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维持政治系统的有序运行。由于大众媒介的出现，使得当代的政治社会化与传统社会的政治社会化大不相同。以前的政治社会化是在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往互动中实现的。随着传播事业的发展，各种大众媒介的相继出现，特别是报纸广播电视，在人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大众媒介成为公民政治社会化的主渠道。大众媒介作为政治社会化主渠道的地位，是由社会大众对媒介的高度依赖所决定的。人生活在社会中，受到环境的重大影响，但是他“不能直接地亲身经历社会上很多的事情，而在都市化的社会里，他又失去了许多像为早期社会所特有的面对面谈论的机会”。①人有自己的奋斗目标——理解、定向和娱乐，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得到由媒介所控制的资源”。②大众媒介为人们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和认识世界的工具。不仅如此，大众媒介还以加速度的方式介入八们日常的政治生活③，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同时，影响着政治社会的变迁。大众媒介对政治生活和政治社会化的影响，与其自身拥有的经济力量不成比例。最大的报纸、广播电视集团，就其绝对经济力量而言，不过是一个中等规模的企业而已，但其社会能量却远远地超过了大型企业集团。
鉴于以前政治社会化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于成年以前的儿童阶段，其对社会化渠道的关注也偏重于家庭、学校，这些研究存在着不少的空白点，没有完全描绘出政治社会化的全景图画。而新闻学者、媒介从业人员所关注的，主要在于路线政策的宣传和对权力的监督，大众媒介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本书试图从人生全过程的广视角，专就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
本书由八章组成。第一章导论部分，主要就政治社会化的概念做一般性的探讨，并就大众媒介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方式做了简要的描述。作者认为，可以把政治社会化理解为政治体系利用多种渠道传播与创新主流政治文化以培养政治人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从社会和个体两个层面，分析了政治社会化的不同含义。政治社会化与通常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在目的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在渠道选择、信息传播方式、效果产生的机制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等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所以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作者还就中外政治社会化研究的历史作了全景式的扫描，并对目前政治社会化研究存在的阙失进行了粗略的探讨。导论还勾画了大众媒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本章是全文的出发点，对于全文的展开，具有奠基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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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本小书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也可以说是我五年博士期间读书心得之集大成。当我在电脑上敲出本书最后的一行文字时，虽然没有早期预想的如释重负的感觉，但是我还是清楚地意识到，我的博士研究生阶段最终要结束了。在我步人不惑之际，能够完成博士阶段的学业，实在是一件幸事。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奋斗了五年。五年的读书生涯，在40岁的人生历程中，虽然不过八分之一，但其意义绝对超越了余下的八分之七。现在，我不仅能够向读者诸君呈上我的学位论文，呈上拙著《论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而且，五年所学，还为我今后的工作增加了些许底气。
自从考进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开始，我就一直是一个特殊的学生——在职博士生。我不仅要继续从事本科、研究生的教学，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而且还兼任了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副院长。为了这难得的深造机会，为了学业，我尽力了。我力图做一个好学生，同时也想做一个好老师、做好社会服务工作。但是，结果表明，我的目标没有完全实现，在学业和工作上充其量只能说都是勉强及格。我想，如果再给我一个五年，我一定会换一种更加单纯的身份来完成我的学业。可惜时光木再，现时的遗憾只有留待来日弥补了。
选择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原本是为了结合自己所学、结合自己跨学科的知识背景，试图在学科交叉上做一些新的探索。我大学时代学的是历史学专业，研究生时期改攻新闻传播学，博阶段学习政治学原理与方法。在确定论文选题时，我反复在想，能不能找到一个充分发挥自己既有潜能的选题，使自己在历史学、新闻传播学、政治学方面的资料积累尽可能得到充分的利用。长期思考的结果，我找到了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正是这个选题，实现了三个学科领域最好的结合：在任何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里，信息媒介，特别是现代大众媒介都是政治社会化的基本渠道之一，而所有的政治社会化，又都是具体的现实的历史过程。我庆幸抓到了这个选题，并且一直坚持做了下来。为了这个选题，我准备经年，资料收集了不少，思路改变了数次，有时感到实在是难以进行下去了。但最终我还是克服了一切困难。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刘德厚教授，他毕生追求真理的执著，敢于创新的精神，为我树立了学习的榜样，正是他不倦的教诲引导我走出了这座学术的迷宫。
虽然展现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本步书，远没有达到作者期望的水准，但在书中涉及到的一些问题上，我还是力图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至少在切人的角度、研究方法上实现一定的突破。比如，在大众媒介政治社会化的策略与艺术、大众媒介政治社会化功能的调控以及对中国大众媒介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反思等方面，本书有一些独到的探索。我甚至盲目地自信，在这个选题的范围内，本书所进行的研究当属于国内同类研究中最系统最深入者之列。当然，由于时间仓促，这本小书不仅锤炼不够，行文粗糙，而且在资料征引方面显得过于庞杂，这表明作者还缺乏驾驭重大题材的深厚功力。正是因为如此，书中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诸君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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