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卢汉给世人提出忠告： “一旦前提确立，就不容易犯逻辑错误。心理学家报告说，疯人说话逻辑严密，但是其前提不切题。探索的方法谋求发现充足的前提。” (与内维特合著，1972，第8页)
麦克卢汉喜爱的发现的方法是类比或暗喻。这是他思想生成的引擎。他在《媒介定律》 (1977)里，喜滋滋地引用无名氏借用勃朗宁①的诗歌而玩弄的文字游戏： “人触摸到的东西，要超过他把握的东西，否则暗喻何以成为暗喻?”暗喻当然拓展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这就是暗喻的贡献，它们给我们导航，引导我们驶向尚未掌握的知识。然而，它们又带着包袱，如果我们错把包袱当做衣服，当我们检验和证实知识的时候，这些包袱又可能成为阻挡我们获取知识的障碍。
以“光阴似箭’’这个暗喻为例。它说的是时间流程，谁也不会把时间误认为飞鸟、飞机或超人。它把时间的一个特征与显而易见的飞鸟和飞机的特征进行比较，以此说明时间的一个侧面。因比， “光阴似箭’’ (time flies)暗示了这样的意思：时间过得快，就像飞鸟和飞机。从我们步行走完相同的距离，甚至驾车跑完相同的里程来看，时间的确是跑得很快的。
默顿和埃德蒙森那天下午在场，并且听见麦克卢汉第一次做“光阴似箭”的比方。他们会愤然而起、强烈反对，提出这一连串的问题吗：得了吧，时间像箭，这只箭的毛在哪儿?它的翅膀在哪儿?推进器在哪儿?它加速飞行的引擎在哪儿?它在空中飞，空中的钟表——模拟式的或数字的钟表在哪儿?
当然，谁也不会提这样的问题。至少我们在英语语言的文化里，是可以破译这个暗喻的密码的。我知道，西班牙语里有和它相当的暗喻：“光阴飞跑”(time runs)。所谓破译就是把包袱里的内容抖落出来，而不是(用60年代已经过时的比方)紧紧钻牛角尖。可以再打一个比方，我们都尝过桃肉的味道，这个比方可以给我们体会时间提供启示。在我们弄懂难以言喻的时间时，它可以给我们提供认识的起点。吃桃肉的时候，我们不会故意难为自己的牙齿。到天空中去寻找手表就是难为自己。
因此，麦克卢汉暗喻的问题，并非真是因为它们是比喻，而是因为它们新。许多人——不幸的是包括许多学者，不知道如何对付这些比方。更加遗憾的是，他们不想去理解这些比方，尤其是在初期的岁月里。
于是，麦克卢汉的名言“新兴的电子相互依存(electronic interdepence)，以地球村的形象重新塑造这个世界” (1982，第43页)，引起了两种反应。一是承认，正如大多数村民可以迅速分享信息一样，20世纪这个行星的公民，很快就可以分享电话、广播和电视传播的信息。第二个反应是高声嚷嚷：我们可以在电视上走进去的家庭和壁炉在哪儿?广播能够像邻里一样给我解答问题的答案在哪儿?在电话上，朋友的面孔、握手和抚摩在哪儿?
麦克卢汉的话语是“疏漏、粗疏的胡言乱语” (1oose shaggy
buffaloes) (埃德蒙森，1997；索科洛夫(Raymond Sokolov)，1979)，这样的非难也是出了名的。实际上，情况正好相反，他的语言字斟句酌，以传递他比拟的洞见。请注意，在上述的比拟中，电子媒介是按照地球村的“形象”重新塑造这个世界的。这充分说明，他没有给小村落和电子全球共同体划上绝对的等号，而是指出它们信息结构的某一方面有对应的东西。
当然，这种对应的东西，过去和现在都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和深思。
麦克卢汉的著作问世时，有些人就对他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们认识到，他的比方总有一些在某些方面是很到家的，在某些层次上是说到了点子上的，总是敲响了共鸣的琴弦。
我们进入新千年时，麦克卢汉更加显赫。自从他1980年去世以来，媒介演化的历史使他的比方和传播的现实更加匹配、更加清楚了。
我认为，赛博空间就是声觉空间。就是说，网上的字母表就和黑暗中的音乐一样，也像纸上的印刷物一样。在评价我这个主张时，我们需要考虑以下两个问题：①字母表之前的声觉空间的性质；②字母表走上网络之前的性质。在这一节里，我们看的是第一点，字母表之前的声觉空间。
声觉空间的特征来自于听觉的属性，与视觉、味觉、触觉等感知世界的方式相对。这一点并不奇怪。比如，视觉和触觉一样，与被感知的物体直接接触。这种“寄生虫式”的感知方式
(参见坎培尔《进化知识论》)，通常足真买的——我们很难得产生触觉的幻觉，但是这种方式可能会有危险，因为我们和变形虫都可能因为接触而中毒死亡。在这个连续体的另一端是视觉，它给我们提供了距离和疏离的安全。但是，它的上面贴着一个容易看错的价格标签。一个原因是，我们可能只注意环境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其他方面。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看东西时比触摸东西时更加容易出错(常见的视觉幻象是最极端的例子)。按照这样的路子来分析，听觉是愉快的媒介，因为它给我们视觉的距离和安全，同时又不会失去多少背景的东西和它泡在其间的东西。
我们的语言准确地指出各种感知的差别。我们可以说看见，也可以说视而不见；可以说听见，也可以说听而不闻。但是，我们只能够说摸到、尝到或闻到——绝对不可能说“触而不摸”“尝而不知其味”(We may look at some thing or see it,listen to it or hear it, but only touch， taste or smell it——not touch“at” or taste“to”it)。按照这个标准，视觉和听觉位于分水岭的一边，它们需要中间物。这个中间物就是“at”或“to”之类的介词，它插足于感知人和物体之间。触觉、味觉和嗅觉不允许有这样的中间——触摸者和被触摸的物体之间没有中间物。不过，触觉、味觉和嗅觉也有区别。视觉似乎喜欢距离。所谓看或看见什么东西，本质上就是绘制外在之物与我们关系的地图。与此相反，听觉好像常常是一种无中间物的触觉。我们在声音的汪洋大海里面游泳。声音从四面八方传向我们，无论我们的耳朵是否集中在声音传来的方向。我们完全可以推断声音的距离(同样，我们可以推断气味的源头，在这一点上，嗅觉更像是视觉和听觉，它不像触觉和味觉)。虽然如此，我们更加直接的感觉是声音的大小——在距离是一样的条件下。对轻微声音距离的判断是进入听觉范围的第二位的判断。
声音的一个相关特征，使它有别于视觉、触觉、味觉和嗅觉的客体。这个特征是：声音似乎在所有场合都和我们贴得很紧，一切环境中发出来的声音都传到我们身上。每天晚上，这个世界是黑咕隆咚的(视力的确是给切断了)，但是夜晚从来都不曾真正安静过。我们可以闭上眼睛(这是以另一种方式切断视觉)，但是我们不可能关闭耳朵。触觉和味觉的表现比视觉更加具体明确：我们只能够用触觉和味觉感觉到与皮肤和舌头接触的东西。没有直接的接触，触觉和味觉就用不上。清风拂面，衣服摩擦皮肤，这也许是皮肤历史最悠久的两种经验。然而即使这样的经验也是由环境定下的调子，而且它们是有始有终的。和一个个声音那种连续不断的小夜曲相比，触觉和味觉是更加具体明确的。嗅觉比触觉和味觉更弥散，但是它在感官系统中的作用小得可怜，所以大多数时候，我们根本觉察不出耐人寻味的芬芳和气味。
所以，我们侦探世界，靠的是视觉和听觉(依靠嗅觉的程度要低得多)。我们与世界交手(engage)，靠的是触觉和味觉。作为侦探，视觉和听觉给我们的报告，是我们尚未与外界交手实际得到情况的报告。但是，视觉和听觉这两个侦探的路子大不相同。视觉提供的是准确、详细的现场报告，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是我们的视觉需要优先投射上去的东西。相反，听觉使我们24小时与世界保持接触，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把耳朵赐予这个世界。因此，一般地说，从窗户洒进来的一缕阳光不足以把我们从沉睡中唤醒。反之，只有无情的闹钟才能把我们唤醒。警铃发出的信号，针对着我们永不休息的那一部分感官系统。倘若不是有听觉，我们这个物种也许过不了几个夜晚就消亡了。人类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我们得感谢这个监听系统，这个任劳任怨的偷听者，它准备随时给我们传递信息。
这个话题自然把我们引向字母表的演化，字母表成了始终如一的模拟式表达手段。
网上课堂是因特网理想的前厅(anteroom)。和广播电视这样的大众媒介相比，因特网实现了非集中化的革命。网上课堂是这场革命的前厅。一方面，正如上一章所说，拿学分的网上课
程，基本上还是和中心机构拴在一起，由这些机构授学分的。这些机构有大学、各州校务委员理事会等等。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机构仍然与核心权威比邻而居。另一方面，网上课程的一切其他东西的非集中化，都已经大大超过麦克卢汉描绘的大众媒介的非集中化了。
80年代，网上课程纷至沓来。1982年，法尔森(Richard Farson)领导之下的西部行为科学研究院(WBSl)启动了网上行政人员研讨班(无学分)。1985年，纽约技术研究院(New York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道奇曼(Ward Deutschman)也在网上开设了同样的课程，但是他授的是本科学分。1985年，联合教育公司(Connected Education)和社会研究新型学校(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合作，开设了研究生学历课，1988年，又进一步开设了全套的媒介研究硕士学位课程。在西部行为科学研究院(Western Behavioral Sciences Institute)，tit网上教育如何办，我学会了几手(1985年，我的第一门网上课程就是在那里教的)。同年，我和妻子蒂纳·沃齐克共同创办了联合教育公司。如今，我还在主持一门网上硕土课程“创造性写作”，这是联合教育公司与英国的巴斯·斯帕大学（Bath Spa Uni versity College）
合作开设的。我的网上教育经验是第一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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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麦克卢汉》的中文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我非常高兴。
麦克卢汉始终认为，中国及其数千年的历史丰富而独特，并为我们理解媒介提供了很好的教益。中国发明印刷机，比欧洲的谷登堡至少要早五百年，可是它为什么没有用印刷机来推动报纸和书籍之类的大众媒介呢?麦克卢汉意识到，中国的会意文字不太适合互换性的活字排版，答案就在这里。西方的字母表只有26个字母；与此相对，汉语的框子里所装的会意字，却数以千计。这里的教益是，媒介的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其与其他媒介的兼容性。
会意文字本身是麦克卢汉用心思索的一个课题。他发现了汉字构建意义的方法——并置不同形象的方法。这个看法是正确的。汉字出现数千年之后，爱森斯坦在电影中使用了蒙太奇手法。汉字就是这种手法的先驱。中国人把因特网叫做互联网。这个词把“互”和“联”并置，而且“联”又是由两个会意字“耳朵”和“联系”组成的。同样，如今电影之类的图象媒介，
电通过形象的撞击来传达新的意义。
会意字写起来比字母表更需要技艺。但是，在如今的数字时代，这种情况正在改变。手指头召唤电脑上的意符时，并不需要特别的才能或风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拼音文字和会意文字的区别抹平了。实际上，反过来可以说，几乎人人都能够轻轻松松地“写”会意字了。因特网使人类的许多活动实现了非集中化，它也可能对中国的文字产生同样的影响。这就会对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创新、艺术、社会、教育、政治等领域——产生影响，因为媒介的变化总是要产生各种影响的。
可惜，在因特网和个人电脑出现之前十年，麦克卢汉就不幸去世了。我写〈数字麦克卢汉》的原因之一，是要将其思想之裨益带人数字时代——同时又拓展他的思想。我希望，本书能够对中国走向数字时代的进程，略尽绵薄之力。
保罗·莱文森
200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