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当代著名文化批评家，学者，小说及随笔作家。祖籍福建武平客家，1957年生于上海，现居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澳大利亚悉尼理工大学哲学博士，悉尼大学亚洲研究学院访问学者。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是当时先锋文化的重要代言人。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与批评。其著述有《燃烧的迷津》和《聒噪的时代》等。以新锐的思想和独特的话语方式见长，在中国文化界负有盛名，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
张闳，江西人，1962年生。曾为医生，后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教于上海师范大学，主要从事当代文学及文化符号学研究。倡导文本细读和精确、犀利的意识形态符号解析批评，为新生代批评家代表人物之一。著有批评文集《内部的风景》、《声音的诗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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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 张闳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知识分子的蜕变和分化，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文化景观。知识分子从庞大的国家主义话语体系中分裂而出，经历剧烈的动荡和改组，分化为诸多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念、立场、利益份额以及话语方式的群体。这些变化为21世纪文化话语形态及文化批评勾勒出混乱的轮廓，也为新的话语运动的崛起提供了重要契机。
学院官僚主义
对当下文化话语形态新格局的形成影响最大的，是“学院”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对学院学术加大了扶持力度，并鼓励学术研究与产业和商业合作，这样既增加了学院学术的影响力，又为其带来巨大的利益。学院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也达到了近几十年来罕有的水平。另一方面，学院体制进一步健全和强化，学位制度、职称制度、岗位制度的完善，使学院迅速官僚化，成为国家机构映射在知识界的一个权力摹本。
学院是主流体制的知识垄断策略的实施者，也是国家进行丝绒化管制的法定代理人。学院在国家授权下圈定知识体系，建立和维系学术威权。在以“学而优则仕”为传统的中国学问制度史上，只有经过国家文教体制确认并受其支配的学人，才能够进入社会上层，享有政治、文化、经济和话语的特权。即使在当下的全球化资讯时代，知识体系仍是强大的社会整合工具。公民社会遭到知识等级体系（文凭与学历）的肢解，知识秩序也掌管着衡量主流与边缘、正统和异端、高雅与低俗的尺度，学院学问优劣标准成了决定性律法，只有经它确认，公民才能获得各种正当性的地位和权利。
我们看到，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大批学术“权威”把持着学术资源的支配权，掌控知识的价值尺度和学术等级的评判权。通过学术研究基金的审批、学术成果的鉴定、学术奖项的评审以及学术人员的职称评定和岗位聘任等“学术行政”行为，来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威。学院知识分子阶层成为新文化秩序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学术评判更多的时候是学术“权威”阶层内部的利益分割。通过培养学生、研究生，学院派拥有大量的、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招生规模的扩大，有效地维持着这个学术“权威”梯队的基本结构和规模。
这种学术官僚形态的发育庞大，触发了无可规避的道德腐败。自20世纪80年代对民众进行了“人本主义”的“思想启蒙”之后，学院开始对其自身展开“资”本主义的“货币启蒙”。近年来，学术腐败丑闻连续不断：大量的学术抄袭、剽窃事件，招生黑幕，评奖丑闻……学术腐败戴上了一张“知识正义”的面具，民众对学院知识精英又具有先天的崇拜情结，令这种丑恶行为更具伦理欺骗性。而专业特性的限制，使之又只能依赖学术界内部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清理，因而它比其他领域的腐败更缺乏监督机制，也更难以审判和惩处。
有一些学院精英分子意识到学院自身的人文危机，于是他们乞灵于五四以来的新学术大师的幽魂，企图依靠重新修订学术“神谱”来重整学院理念和知识分子精神，“新国学”的学术宗庙重新燃起了幽暗香火。但这些学术努力在强大的现世利益驱动下露出了扭曲的面容。学术“神谱”的建立，只给学院学术抹上了一层神圣高尚的油彩，强化了学院学术的道德威权，使学院进一步“知识庙堂化”。
另一方面，以各种不同方式谋求与国家主义的融合，是学院知识分子的最新走向。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主流语境发生了一系列微妙变化，国家主义在新文化格局中需要寻找新的知识代言人。学院精英与主流话语形态一度破裂的关系在新的格局下得以弥合。以“国学”、“新儒学”和“民族主义”为话语形态中介的学院知识分子，开始了与体制的漫长蜜月，并在新权力系统中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更为甚者，20世纪80年代处于边缘地位的前卫作家、艺术家和批评家，现在大多融入学院，成为新一代的“学院精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指望学院知识分子成为自主的批判性力量，并营造出一个哈贝马斯式的健康的“公共空间”，无异于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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