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英雄时代与原始民主制
尽管人类早期的历史总是晨昏难辨，史学研究中有不少人都以建筑在传说和神话基础上的中国史前史为“传疑时代”，但愈来愈多的现代考古材料证明，远古传说并非皆是虚妄，它在某种程度上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种种的生活情状和观念。考古学、民俗学和民族学等研究表明，在华夏汉民族形成前夕，中华大地上主要分布着黄河中游的华夏集团、黄河下游和江淮流域的东夷集团、江汉流域及长江流域的苗蛮集团，其中黄帝与炎帝为华夏集团的两支部落。三大集团连续征战，各地文化也相互交流融合影响，最终华夏集团胜出，确立了华夏文化在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中的主流地位，是汉民族的主体。黄帝为后世尊为华夏族的“人文初祖”。其后，经颛顼、帝喾、尧、舜、禹而夏、商、周，中国文化的主体在此基础上传承至今。
这个记忆模糊的遥远时代是后人心目中的英雄时代，后人假托“三皇五帝”承载着早期文明兴建的功勋，尤其以历代经学家与宿儒为最热衷。《礼记·礼运》提出了“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大同”与“天下为家，……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的“小康”两种先后相承却对立的社会模式。大同模式即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无为而治的三皇时代与“公举”、“让贤”的尧舜禹时期都属于这种模式。“公举”、“让贤”是其时权力交接的理想方式，即“军事民主制”：第一，年老首领让贤于年轻者，史称“禅让”。选举产生的对象必须经一段时间的考察，继位者要有“避让”之举；第二，大事众议。宣战、媾和、联盟、继位等均由氏族首领举行议事会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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