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引发的冲突有增无减
人口的增长及对环境的多种破坏造成对地球三方面的滥用，即资源的可支配性（其中也包括淡水与土地）、生物界的再生能力以及大气的质量。尽管目前3/4的全球环境问题是由工业国家引起的，但发展中国家正在“迎头赶上”，并在不远的将来自己也将成为大多数问题的罪魁祸首。不过，这不是按人头，而是总共，即根据它们庞大的人口来计算。（韦尔克，1987）
本文论述人口增长的伞球意义，因此不探讨发展中国家的人121发展对它们各自环境条件的灾难性后果，即使这些后果会得到“认真考虑”。遍及全球的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世界性畸形发展的结果。这种畸形的发展表现在：人类在人121增长和经济发展方面的所作所为，就好像资源的可支配性和生态的承受力都可以无穷无尽。虽然这一错误结论人所共知，但如何安排多数人利益的方式与方法至今仍然与恰当的解决途径相对立。由于国际性的国家共同体现在已经表现出无力实施用以约束全世界的可持续原则，所以也不必期望在世界人口下个世纪将实现翻番的情况下，还能落实这一原则。因而，冲突的伏笔已然埋下。
尽管由生态原因或者多种原因共同引发的具有超地区意义的冲突还不很常见，但是人们必须考虑到，国际环境政策效力有限，这些冲突的数量和爆炸性都会增加。鉴于这一事实，即在每一次冲突的产生中都有众多无法预期的特殊因素的影响，所以，对此类事件未来发生的可能性无论从地区来看还是就时间而言都无法预测。对此可以确定的是：
可分的共有财富的使用，如果它的支配量低于所有可能的使用者的要求的话，就可能导致问题的产生，这无论是对不可再生的还是可再生的资源来说都是如此。对前者来说，即使新的蕴藏不断发现，它在地球上的现有总量也都是有限的。国际性经济增长和世界人口的急剧膨胀共同加速了短缺，特别是那些不是随地可取但却处处可用的财富。在可分的共有财富中，首先是石油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那些最重要的产油国和地区（近东，特别是沙特阿拉伯是极富产油活力的最有影响的国家）的政治稳定来看尤其如此。虽然国际市场上还不存在供应不足，但目前相对稳定的世界市场价格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已经很难承受了，况且他们也没有能力从需求方面对价格施加影响。石油时代的即将结束对国际政治的意义目前还不可预料。
资源短缺与国际冲突之间的紧密联系也表现在水资源（淡水）的情况当中。在很多地区，水资源正日益短缺，造成这种状况的混合因素主要有：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导致需求的不断增长；污染和有毒污染造成越来越多的使用限制；降雨量下降；当地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地下水的过度开采；不可再生的天然蓄水的消耗（贝希勒尔．1993，第54页及以下各页）；海平面升高以及极端天气形势（如风暴）的增加使地下水与地表水发生盐碱化。
许多国家不得不“进口”水（跨边境的河流或地下水），因为它们的需要量超过了本国的再生性水资源。有些国家极为依赖“进口的”河水。以至于它们必须依靠河流上游国家人民的友善。在214个国际河川与湖泊中，大多数的取水、管水和水污染都是有争议的。有些地区的紧张关系已经达到需要国际社会严肃对待的程度。（格莱希，1993，第100页；格拉策尔，1993，第309页）
由耕地和草地引发的冲突也越来越具有跨地区的政治意义，而且可能还会尖锐化。全球天气过程的变化可能殃及大范围区域，如通过植被带的移动（特别是沙漠的扩大）以及某些极端天气形势的破坏性作用（飓风、风暴和长期干旱），同时由于错误或过分使用，耕地和草地也发生大面积土壤退化。还有，由于海平面的升高，很多沿海地区会长期淹没于水下。而此间，人口增长的步伐并没有停止。即便由此引起的冲突首先主要在国内加以解决，但它们仍可能成为关系重大的国际问题。
在不可分的共有财富上——特别是有关大气层和所谓的沉陷地区（吸纳有害物质之地），虽然也存在着冲突，但它们几乎不会引起重大的国际关系事件，因为分不清肇事者和受害者，也就不能采取相应的政治行动。主要肇事者（工业国家）和主要受害者（发展中国家）已很明朗。不过后者应该注意的是，他们没有充分履行自己力所能及的责任。他们把工业国家的生态罪责视为南北冲突的新形式。一旦全球环境危机的后果更加明显，这种冲突就可能尖锐化并使其他南北问题升级。
与此相关、人们不太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世界海洋的鱼总量问题。世界海洋被视为全球公地并遭到滥用。正如迄今已经存在的一样。近海水域激烈的渔业冲突将来同样可能出现，而且由于同期鱼总量的不断缩减和日趋激烈的竞争，将来极有可能愈演愈烈。然而，只要不再出现其他重大的冲突因素，这样的情况——还有其他生态冲突中的类似状况——也不会发展成为迫在眉睫的安全政策问题。
生态退化的间接效应难以估计，但在此要特别强调的是大规模的环境移民。环境移民是资源日益短缺所引起的分配冲突的受害者。不过，他们不仅是此类冲突的受害者，而且自己也会成为其他冲突的元凶：“冲突造成难民，但难民也能造成冲突”，（魏纳，1995，第198页）从而可能危及国际安全，例如在出现下列伴随现象时：武装移民的入侵；损害政治稳定；对经济和社会效率的强大压力以及对接纳国社会主导价值的威胁；组建反对自己母国的政治反对派。这些情况现在（尤其是在非洲）已经出现，今后可能事态还会扩大。人们可以设想一下，大量孟加拉人涌向世界各地可能会发生的景况。
所有因环境破坏和资源短缺而起的问题和冲突——也包括种族矛盾——的加剧可能侵害国家结构，并导致对内独裁、对外侵略的政权的建立，（霍默一狄克逊，1994，第6页及下页和36页；1991，第77页；贝希勒尔，环境破坏，第53页；贝希勒尔，1994／1995，第45页及以下各页）从而不仅地区稳定受到威胁，南北关系也会恶化。还有一些易于煽动人心并成为御用工具的极佳论据表明，在南北生态冲突中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加充分的准备，这些论据矛头直指工业国家的自我生态特权化，认为工业国家本质上是转移自己的环境污染，也就是对所有国家从而对发展中国家提出无理要求。不仅如此，发展中国家还深受自己造成的、因持续的贫困和“进步”引起的环境污染之苦，但这些污染的绝大多数并没有向外转移，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没有或者说几乎不会危害工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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