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br> 孔子又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去)之，不去也。”他肯定“人欲”是合乎情理的，但满足这种欲望的方式要合乎“道”，反对为富不仁，反对用非正当的方法摆脱贫贱去获取富贵。这里，孔子的思想包含有人生处世，为求改善境遇，若方式不可取，须安贫乐道的意思，这也是对君子美德的要求之一。其它方面，孔子还有很多论述。<br> 而小人则适得其反，不必赘言。<br> 兰、莲，花草而已，又如何与君子攀附在一块了呢?古人却言之凿凿，颇具说服力。<br> 《家语》曰：“芝兰生于深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困穷而改节。”《文子》曰：“兰芷不为莫服而不芳，君子行道不为莫知而止。”南朝周弘让《山兰赋》曰：“爰有奇特之草，产于空崖之地，挺自然之高介，岂众情之服媚，……入坦道而销声，屏山幽而静异。”原来，在兰花的习性上，人们看到的是它卓尔独立，坚忍不拔，身怀异香，却甘于寂寞，而这些正是君子难能可贵的品德。北宋周敦颐《爱莲说》曰：“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静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原来也是同样发现了莲花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君子之风。<br> 誉之为君子者，又不止莲与兰。与兰并列者，梅兰竹菊，人称花中四君子，这梅、竹、菊，同样受到古人的推崇。梅花不畏严寒，开于初春，菊花迎着西风，于深秋吐蕊发荣，在人们看来，它们因不与百卉并盛衰，不求闻达于俗世，铁骨霜姿，高洁隽逸，倘非君子又是什么呢?<br> 花木的秉性与我们自身人格内涵的上述比照，并不是今天我们可以不加思索、轻描淡写地以为，那只是古人凭一些似是而非的形似而玩弄表面文章，只是心血来潮地自作多情，将自己的感受任性妄为地强嵌入所偶然面对的景观事物的身上。<br> 我们的先哲很早就认为，自然界的一切是由充斥宇宙的元气构成的，元气聚则成物，散则成气。元气可以凝结为大山巨川，可以凝结为风云雨露，也可以凝结为草木虫鱼。即使是人类，也是由元气构成的。“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既然万事万物都是秉受元气生成的，那么事物的种类不同，属性各异，都不过是元气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人无疑是万物之灵，“最为天下贵也”但并非唯人有灵性，在古人看来，动物、植物甚至无生命的自然之物也有灵性，人的灵性等级最高而已。我们在前一节中提到“钟灵毓秀”，就是古人一种饶有哲理的说法。花木尽管与人类乃至动物相比，灵性的等级虽然较低，却与我们人类同属于有生命的实体。所谓同气相求，同性相吸，花木的灵性又为何不能与人类的灵性息息交流、沟通呢?<br> 由于抱着这种深厚的信念，古人在对花木的观照中，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非同一般的情愫，其道理便不难明白了。既是本质上是有同一性的一面，那么所谓的在对象的身上发现自我，就不应再简单地认定那只是类同于镜子的反射，自我的影子在对象的身上仅仅是虚幻的投射之物，对象所担待的人性内涵不过是我们慷慨地赐予罢了。然而对象并非一无所有，我们在对象身上发现的也并不仅是我们自己的影子。正是同质同构，才能身与物化，物我为一，人在对象中发现的是自己的真身，而对象也即在这过程中得到了消解——说得通俗些，就是花木不再是原本的花木概念了——由此，人通过对象的消解又重新返回到自身，充实了自我，获得了对自身更完美的认识。正是这一否定之否定的运动，人在花木的观赏中，最终陶冶了自己的性情。<br> 中国人的辩证法，曾为西方哲学的巨擘黑格尔所不屑。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是一位19世纪的辩证法大师，但令人惊奇的是，他的许多经典的论点，却可以在我们古人的思维方式中找到印证。我们当然不会说他抄袭了我们先贤们的思想，而用“英雄所见略同”来解释，恐怕是比较恰当的。但因为正是他对中国哲学的无知，故在一些道听途说所拾得的皮毛里，他轻率地得出结论，不负责任地把中国哲学贬斥了一通。<br> 不谋而合的是，黑格尔关于主客体的辩证论述，他从第一部较成熟的著作《精神现象学》中便开始深刻地研究这一问题，直到他建立起一个庞大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为止。他多次表达着这样的观点：<br> 辩证的东西……在于从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这是最重要的方面。<br> 既然两个对立面每一个都在自身那里包含着另一个，没有这一方也就不可能设想另一方，那末，其结果是：这些规定，单独看来都没有真理，唯有它们的统一才有真理。<br> 对象……是一种纯然否定的、自身扬弃的、向自我返回的内容，即是说，对象只有当它具有自我(或主体)这个形式时才有真理性。<br> 黑格尔的哲学立场不消说是属于客观唯心主义，但他的辩证思想却熠熠生辉，恩格斯曾给予高度评价：“这些珍宝就是在今天也还具有充分的价值。”<br> 中国人在花木中看到了君子，看到了小人，这不仅仅是人性自我在对象身上的投影，因为，古人同时认为，花木本身是存在着质性高低之区别的。古代的辩证法是稚拙素朴的，但又是非常深刻的。中国人是最早认识事物矛盾性的民族之一，著名的阴阳概念的提出，便是最好的证明。万事万物通过阴阳概念的诠释，就获得了特有的中国式的对世界矛盾性的认识。仔细阅读《易传·泰卦》彖言中这段话“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夕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不难明白，在古人那里，君子、小人与阴阳对应，同样可作为揭示事物矛盾性的工具。那么，在花木的世界中，君子小人之论，是否也存在这一哲理内涵呢?回答是肯定的。<br> 人与花木气类相投，生意相通，常常与花木相处，正可返璞归真，回归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去。人花相处，并不只是人对花木的护养施惠，表达爱意；花木对人亦有回报，对人亦有施惠。以现代科学的知识来看，我们都知道，植物在光合作用下，是会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吐出氧气来的；而人恰恰相反，吸入肺中的是氧气，吐出来的则是二氧化碳。但是，当这一学说传入中国后，中国人却认为其理未出易学。《种树书》清代版本有署名渐西村人写于光绪丙申年(1896)的“叙”，里面就说，中国的易学是讲气的， “万物盗天地之气以生”，构成万物基础的元气孕育出草木来，而“元气毓草木”，又使“人得草木之滋以养”，人游于阴阳之气之“澹澹之中，淆天地之化”，这样，便是西人所说的草木得吸人之炭气(指二氧化碳)，人得吸草木之生气(指氧气)而交相养，于是渐西村人的结论是： “泰西农家种植，医家摄生，为炭、养气之说，乃胚胎于此。”渐西村人的结论未免过于武断，氧与二氧化碳的科学解释是建立在近代化学元素的发现以后，并依赖科学仪器的实验而证明的，中国古人的那类带有猜想推论的模糊说法实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注意到，中国古代的那类说法是出之于哲学的观点，哲学本来就不能取代具体的学科，解决具体的问题，它是世界观的理论形式，是力求从宏观上把握世界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及其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学问。由于中国的哲学尤其是由易学阐发出来的哲学，特别强调世界的整体联系，讲究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讲究气之升降飞扬，未尝止息，处于永恒的运动变化之中；讲究阴阳具于太虚絪缊气中，其一阴一阳，或动或静，相与摩荡，乘其时位以著其功能，五行万物之融结流止、飞潜动植，各自成其条理而不妄，气化流行，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生生不息。由此想来，人与植物，互相吐纳，各取所需，或为养气，或为炭气，其理的确已隐含在中国哲学的概念之中了。那么渐西村人之说似又并非全是虚妄之言，里面多少包含了真理。<br> 我们不应妄自菲薄。华夏民族的哲学有时就是那样显得非常早熟。当我们拨弄着我们祖先掩埋着的文明灰堆时，浑邃的智慧就像是磷遇空气那样，时不时会闪现出耀眼的光芒。<br> 人们把教育界称为“杏坛”，又把医学界称为“杏林”，皆出于古书上与杏花有关的传闻。杏坛，据说孔子聚众讲学之所。《庄子·渔父》：“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絃歌鼓琴。”《庄子》这里可能只是寓言，并非实指。后人因在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前真的为之筑坛，建亭，书碑，植杏。到了宋乾兴间孔子四十五代孙孔道辅增修祖庙，移大殿于后，因以讲堂旧基*石为坛，植以杏，取杏坛之名名之，以后历代相承。后来转移为凡是授徒讲学处，都可叫做杏坛。<br> 杏林，即三国时东吴的一个叫董奉的名医，为人治病素不收钱，只要求病人好了以后在地方上种杏树，病重者植五株，轻者植一株，作为回报。经过一些年，他治愈病人无数，得杏十余万株，蔚然成林。因他医术高明，功德无量，人称他为“董仙”，称当地杏林为“董仙杏林”。打那以后，世以“杏林春满”、 “誉满杏林”等等来作为称颂医家之美辞。<br> 明代园艺家王世懋认为：“杏花无奇，多种成林则佳”，是比较有道理的。在大型园林或风景区内，群植于山坡和水畔是较理想的方式。杏是抗旱耐寒的树种，它以黄河流域为分布中心，华北、西北、东北栽培尤盛。南方热带地区一般是见不到它的身影的。古代许多人不完全了解这一点，包括王世懋也是如此，所以当他在写《闽部疏》时，发觉福建没有杏花，感到非常惊奇：“闽地最饶花，独杏花绝产，亦一异也。”这可能同他是吴地人有关。农历二三月，杏花一树万蕊，与桃、李争芳斗艳，恰堪鼎足，它们共同渲染着欣欣向荣的春天，给人带来的是无限的融融春意。<br> ……插图<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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