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古典文化社会学的几个流派
如果说19世纪60年代以前孔德、斯宾塞所开辟的道路还很少有人问津的话，那么到了七八十年代，在这条道路上行走的人们已经是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了。过去，孔德不过是一条“死狗”，斯宾塞也不过是一个孤僻的神经官能症患者，然而到了这个时候，不仅科学界纷纷把他们当做魁斗仰视，而且连官方也不能不把他们抬进神圣殿堂，大量出版发行他们的著作了。人人谈实证，个个论进化，实证主义一进化论的世界观成了当时西方知识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他们不仅试图以此解释自然界的一切现象，也试图给所有的社会和文化现象以科学的说明。在这种研究中，他们时而把这些自然因素提高到首位，时而又强调那些自然因素重要，这样就形成了古典文化社会学研究中的不同的流派。这些流派主要是：文化地理派、文化心理派、文化人种派等等。这些流派主要不是在组织上有什么联系，而是以某种共同的自然因素解释文化现象。
文化地理派的观点可以追溯到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的社会地理学思想。他在(罗马盛衰原因论)等书中就曾过 文化地理派的观点可以追溯到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孟
德嘶鸠的社会地理学思想。他在《罗马盛衰原因论》等书中就曾过分地强调地理条件对一个民族的道德面貌、法律性质以及政体特点的影响。19世纪初期，法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史达尔(C．Stall)在她的《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 (简称《论文学》，1800)中，也曾从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方面论述过西欧南北方文学发展的不同特点。我们在前边谈到的德国民族学家巴斯蒂安的文化地理区域理论和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的文化区域分布论，都可以说是文化地理学派的思想渊源。到19世纪后期，西方一些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按照生物学的地理分布理论来解释社会文化的产生、发展及其分布情况，遂形成了一个文化地理流
派。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拉策尔(F．Ratzel)。他是德国的地理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人类地理学》（1882"一1891）、《非洲的弓》(1891)、《土地与生活》(1901—1902)等。拉策尔把社会看成如同生物一样的有机体，从地理环境方面描绘人类文化的进化与分布。他着重注意的是物质文化现象，认为物质文化特征是不同民族发展的标志，从各种物质文化特征上可以看出不同民族之间的历史联系，看出文化的移动和传播。拉策尔既是19世纪文化地理流派的代表人物，又是20世纪初德国“文化圈”派的创始人。除拉策尔外，古典文化地理学派中还有法国丹纳(H．A．Talne)、英国的勃克尔(H．J．Buckle)等人。丹纳主要是研究文学、艺术一类精神文化的，著有《艺术哲学》；勃克尔则侧重于民族意识、体格与物质财富的积累，著有《英国文明史》。其他还有一些社会地理学家、地质学家等。文化地理学派从地理环境的角度研究文化与自然界的交互作用的做法和相关见解是颇为重要的。但这种见解主要适用于原始文化的创造与发展，因为原始文化时期影响文化创造的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文化世界创造发展起来以后，虽然也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但若过分强调地理环境，也就忽视了文化的独立性及其存在发展的复杂变量关系了。文化地理学派的思想对20世纪初期德国的“文化圈”学派、英国的传播学派、美国的历史学振以及现代的人文地理学派都有很大影响。
文化心理学派的思想在巴斯蒂安和泰勒的著作中即已表现出来。巴斯蒂安的“原始观念”和泰勒的“原始信仰”，都可以说是文化心理学的解释。到19世纪末期，实证主义心理学发展了起来。遂产生出了一批进化论的心理学家解释社会文化现象。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沃德和吉丁斯。沃德著有《动态社会学》(1883)、《文明的心理因素》(1893)等书。他从人类的“欲望”出发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始动力。他把这种原始动力分为两种，一种是生物性的冲动，如性欲、食欲等；一种是精神的冲动，如道德、审美要求等。因此，沃德认为，人类理智的、道德的、审美的等文化现象都是这种人类欲望冲动的结果。吉丁斯著有《社会学原理》(1896)、《社会化理论》(1897)等书，他以“同类意识”说解释社会文化的起源。他认为任何生物都有区别于他类动物的意识形态。在人类社会中，由于政治、经济以及种族的种种原因，产生了各种“同类意识”。在他看来，社会不过是一种受自然过程制约的心理现象，它的发展是由“同类意识”决定的，文化传统、群体思想、价值观念等都是“同类意识”的产物。除美国的沃德和吉丁斯外，英国的詹姆斯·弗雷泽(J．Frazer)和芬兰的希尔恩(Y．Him)也从人
类心理的角度解释文化现象。弗雷泽是民俗学家，著有《金枝集》(1890)，其文化思想宗于爱德华·泰勒的“万物有灵”理论。不过他又把人类智力的发展划分为巫术、宗教、科学三个阶段。按照弗雷泽的意见，人类原始文化都由“交感巫术”产生。希尔恩主要研究文学、艺术一类精神文化，他的《艺术起源》(1900)一书，一半是心理学的，一半是社会学的，其思想主要受爱德华·泰勒和弗雷泽等人类学家的影响。古典文化心理派的思想主要是基于人类进化的理论，其研究方法也主要是实证主义的。但是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在反实证主义一进化论的思潮中，随着本能心理学、族体心理学、集团心理学的兴起，他们对自己的思想都做了不
同程度的修正。
文化人种论是一个非常反动的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的约瑟夫·戈比诺(Gobinean le Conte be)、德国的奥托·安蒙(O．Ammon)和英国的H．张伯伦(H．Chamberlain)等人。这些人主要是种族主义者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们从达尔文的生存斗争生物学出发，以人的生物本能代替人的社会本质，认为影响文化发展的不是地理环境，也不是时代风俗、道德或其他社会条件，而是种族本身。他们企图以人种的皮肤颜色、头颅的大小、身体的素质等特性来说明人类文化的创造能力和掌握能力。在他们看来，所有的人类文化都是白色人种创造的，其他文明民族的文化都是白色人种的文化传播的结果；白色人种的文化又是由雅利安人创造的，而日尔曼人则是雅利安人当中的最高级种族，因此日尔曼人是人类的花朵和文明的中心。文化人种论为德国法西斯主义者进行扩张、侵略战争制造了理论根据。
除上述文化流派外，还有一些别的流派，如文化机械论、文化唯能论等等，大都以自然科学的理论解释文化现象。这些理论离文化的社会学思想更远，这里就略而不论了。至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产生的新的文化进化论思想，则留待第五章去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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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学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法国，它是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和产物，它研究社会的结构与功能、变迁与稳定、进步与秩序以及社会的静力学与动力学，并通过这样的科学研究为推动世界的现代化、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凭借其在1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所取得的丰硕理论成就和对人类社会文化进步的巨大现实影响，社会学已经成长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枝繁叶茂的大学科。
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旨在挽救腐朽的中国封建王朝和封建文化的“洋务运动”，不可挽回地走向了破产，宣告了单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努力殊不足以救亡图存，并使当时矢志救国救民的仁人志士们痛彻地认识到，对于面临深重的内忧外患的中国来说，惟一的出路就是改造政治制度，革新文化传统。为此目的，这些仁人志士们以为，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向先进的西方学习。正是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社会学被引入了中国。
在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叶的五六十年时间里，社会学在中国经历了从“洋”科学逐渐变成本土科学的历程，通过许多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孜孜不倦的上下求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形成了社会学的中国学派。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不久，社会学就被判定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被撤销，被排挤出社会科学的殿堂。这种极不理智的做法产生了极为严重的负面后果，它不仅中断了社会学的发展，造成了社会学人才严重短缺和断代的问题，更使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失去了社会学的智力支持，使许多社会决策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和科学资料而陷入误区，最终给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造成严重的损失。
20世纪是世界全面走向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世纪，因而是一个用科学理性引导行动的时代，而不是凭主观意志和个人情绪做决断的时代。因此，随着“文革”的终结，到1979年，社会学终于得以恢复重建。此后的20年，是中国社会学发展最快、成就也非常显著的20年。
首先，中国社会学迅速成立了许多研究和教学机构，建立起一支专业研究队伍。从1980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宣告成立，到1998年，除西藏、青海等地外，全国其他各省、市、自治区的社会科学院都建立了社会学研究所，加上一些大学、国家有关部门以及一些省会城市所建立的社会学研究所，目前全国已有各类社会学研究所四十多个。与此同时，中国的大学开始筹办社会学系。1980年夏，上海大学文学院(原复旦大学分校)成立了社会学恢复重建以后的第一个社会学系。到2000年，全国已有六十多所高等院校建立了四十多个社会学系(专业)和三十多个社会工作系(专业)，有在校大学生数千人，研究生数百人。据不完全统计，现在，从事社会学研究和教育的专业工作者约4000人，中国社会学会现有各类会员近6000人。
其次，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也取得了巨大进展。20年来，作为学科建设的起步，中国社会学界移译了大量国外社会学著作，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学理论进行了多方面的评介和研究。与此同时，社会学界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和实证研究，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著作和调查报告。概括地说，20年来，中国社会学的专业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学基本理论、方法和历史研究，二是社会学应用研究，三是社会调查，所涉及到的具体研究领域和调查课题范围非常广泛，其中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应用性研究有费孝通教授主持的小城镇调查研究、雷洁琼教授主持的家庭婚姻问题研究、社会转型理论研究、现代化理论研究、农村社会和农村发展研究、社会指标体系研究及应用、社会形势分析和预测研究等等。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组织实施的《国情调查——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出版了105部4000余万字的县(市)情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