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教材专供电视大学的学员使用，而绝大多数学员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他们跟全日制的大学生不一样，没有整块的时间拿出来学习，只能是见缝插针。这样的学习条件，使他们很难用心思去打破传统教材目的、对象、内容等结构框架和理论模式，而是将理论模式打碎到具体的论述之中。每段的论述只解决一个小问题，摆出一个观点，观点与观点之间的联系，则由读者通过阅读自己去完成。而且，每段论述的篇幅也较为简短。学员随时翻阅书中的任何一段进行学习，都会有所收获，不必担心是否保持了理论的连续性和前后的贯穿。
    本教材还将运用到远程教育上。电视大学的优势在远程教育，互联网的出现和进步，使电视大学如虎添翼，有了更加广阔的拓展空间。但是，远程教育受网络技术的影响甚大。网络传输的速度直接影响到学员的兴趣和教学的质量。为了避免一次传输信息量过大而影响传输速度，也为了满足各个学员学习和阅读重点的不同，力求最快地将学员最需要的部分信息传递出去，所以，本书采用这种分段专题讨论的结构形式，一个标题，一个网页，彼此独立，既有利于提高传输速度，也有利于学员精力的集中，以增加学习效果。
    本书设计的思考题，多以书中内容作依托，但不限于书本中的内容，有的甚至有意针对书中的某段话、某个意思发问，引导学员作独立的思考，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动性，帮助他们形成其独特的传统文化观。

    在华夏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可以说，“和”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基因。特别是在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和”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正是因为有一种“和”的博大精神，所在才能对外来文化产生巨大的亲和力，才会吸收、改造其他民族的文化，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这种“和”又不是没有主次的，一般而言，在文化融合过程中，高势能文化总是会以更快更大规模地向低势能文化流动，而低势能文化的反作用，总是要慢半拍或者一拍，这就形成了文化融合过程中的主动与被动的差别。在中华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以汉族文化为主的高势能文化一直处于优胜的地位，因此中华文化共同体表现出汉文化的主体特色，而这时的“和”也以显示汉文化的亲和力为主。
    
    书摘1
    社会结构的新变
    由于宋代理学对天理人伦社会秩序重新进行了更为严密的解释，这种思想影响社会，对社会结构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宋代以道德文章立国的特色，十分明显。赵宋自立国以来，即确立了以文人为主体的治国思想，重文轻武，使得文人政治较前此任何朝代都发达。统治阶层主体的改变，加上理学“内圣”化的倾向，理学家们重性命之学而轻事功经济，使得宋代学术思想不断向精深处开拓的同时，也极大地危害了其社会国家利益。终宋之世，文人才士辈出，而骁勇善战的武将却屈指可数，甚至有文人因武功出名者，都很能说明其国力的萎弱不振和最终衰亡的根原所在。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宋代教育制度的革新。儒学重点从“外王”向“内圣”的转化，极大地激励了大儒的道德自信心，他们纷纷以孔圣得其道而不得其位自励，同时，其道德人格力量也感召着渴求“内圣”的学子，使他们勇于放弃科举人仕的人生定位，步人山林学院，接受大儒的教诲。二者相激，终于催生出新的宋代私学教育。儒生士大夫们不仅以书院为研究学术、推行道德教育的基地，而且还在书院中交流情感，求得一种精神上的自得。负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还往往通过书院的讲坛，抨击朝政得失，形成朝野上下不敢忽视的政治力量。总体上，书院都以儒家经书为本，不出宋代理学的范畴，但不同的书院因其主创者或主持讲坛者学术思想的侧重而各有特色，并因而呈现出缤纷的异彩，对宋代官学起了有效的补充作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官学，独领风骚，很好地活跃了宋代的学术气氛。
    如果说宋代私学的兴起，是宋儒道德人格修养的社会化的话，那么，宋代宗族共同体的大量出现，则可以说是宋代理学“民胞物与”思想的理论实践，也是其“修身一齐家一治国一平
    天下”人生图景的实现。宗法制度在我国有着久远的历史，早在父系氏族的社会结构里，以血缘为基础的组织原则里即已包含着这样的因子。但直到宋代，宗法组织才在新的思想基础上，
    以新的结构方式得以重建。那就是民间自发组成以男系血统为中心的宗族共同体的大量出现。这一以伦常为纽带的宗族共同体，在封建社会后期，成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它一方面加强了社
    会的稳定性，为宗族个体文化素质的提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它又更加强化了中国人传统的主奴文化心理，使整个社会肌理凝聚得更为紧凑，也使之趋于僵化。每遇社会变革，即会受到这一个紧接一个堡垒似的宗族组织的顽固抵抗，增添改革的难度。时至今日，这种文化心理还严重地影响着我们，影响着我们的改革和现代化。
    思考题：试述宋代社会结构的新变。
    文化中心的南移
    我们常称黄河为母亲河，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中华文明是一种黄土文明。这话是从文化发源的角度讲的，若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中华文明又呈现出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南移之
    势。纵观中国历史，文化南移运动有三个十分集中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南北朝时的永嘉之乱。五胡乱华，晋室南迁，迫使汉族士民大规模南移，中原文化随之南播，打开了南方经济文化的新局面。到唐初，南方已经在经济上处于领先地位。第二个时期是唐代的安史之乱。叛军以锐不可挡之势，迅速横扫中原地区，给那里的经济带来极大的破坏，经此浩劫，黄河中下游地区残破凋弊，加上紧随而来的藩镇割据和政局动荡，使士民再次大规模南迁。此消彼长，南方经济远远超过北方，为文化的南移埋下伏笔。北宋时，士人官僚间的南北之争日趋激烈，在渊源、风格、题材、情调上均具有南方文学品性的词的独领风骚等，都预示着文化均衡局面的即将打破，文化的即将南移。宋初，文化中心虽仍在洛阳，邵雍、二程、张载等或身处关中或足不出洛阳，但从其学者，却以南方人为多。邵雍曾以象数家的敏感，在洛阳的花园中预见到“气”已至南方，“南人为相”，必致亡国。果然，神宗以江西人王安石为相，实行变法。这在守旧的邵雍看来，也就是亡乱之始。虽然邵雍的预言带有神秘色彩，但他看到南方在文化上的反客为主，超出北方，却不能不说是慧眼独具。
    1126年，靖康之乱，给文化中心的南移以最后的推动力，完成了文化中心的南移。
    南宋以来，文化中心的南移，有以下几方面的表现。第一是学术中心的南移。北宋以前的学术中心，主要集中于洛阳及关中等黄河流域，但那时南方学术气氛已日渐浓厚起来，江西、福建各自成为文化中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等人都出自江西。南宋时，福建更成为学术中心。朱熹曾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他说：“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反为天地之中？”而他本人学术上的巨大成就，更是促成这一“天旋地转”的巨大推力。第二是政治人物的南人化。关于这一点，“南宋四大家”之一的陆游最有发言权：“天圣以前，选用人才，多取北人，寇准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听并视，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于是范仲淹起于吴，欧阳修起于楚，蔡襄起于闽，杜衍起于会稽，余靖起于岭南，皆为一时名臣……及绍圣、崇宁间，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复有沉抑之叹。”①南宋之后，整个国家偏隅江南，朝堂之上，更是南人的天下了。第三是政治中心的南移。宋高宗虽以“居跸”之名在杭州停留，但他无意恢复，竟将杭州建成“东南第一州”的销金窝儿，与另一繁华之处——苏州，被称为人间天堂。成为事实上的南宋文化中心。而原来洛阳及关中等地，由于金统治者文化上的相对落后，还有很长的汉化道路要走，未能于文化上独树一帜，因而无法跟“杭州——苏
    州”这一南方文化轴心相比。这也就使南方文化更显示出优势文化的特色来。虽然元朝时，忽必烈等人曾采取行政手段，对江南文化进行掠夺，但并不能完全抹煞江南文化的特质，反而使之与北方文化比较起来，更显出地域性亚文化特征，对后世江南人文精神的影响至为深广。
    思考题：我国文化南移的三大过程。
    ……

前言
第一部分：文化之旅
文化原典的重要意义
多元向心的文化之源
人本的巫史文化
士的崛起
诸子百家
士文化的首度喷发——“百家争鸣”
文化一统的前提
儒学的独尊
浑厚的两汉文化
儒、释、道三教
玄——魏晋的时代精神
士文化的再度喷发——人性的自觉
文化的融合
寒士的崛起
大气磅礴的盛唐气象
时代精神的集中反映——诗、书
三教并行
儒学的复兴
宋学的兴起
宋学的影响
社会结构的新变
文化中心的南移
柔美典雅与市俗风采
“宋型文化”的现代影响
文化圈的重塑
市民文化的代表——杂剧
封建专制的极端化与经济基础的新变
迟暮与新生
市民意识全面成熟
西学的传人
近代科学精神的启蒙
空前的民族团结与融合
四库全书
人文的潜流
垂暮与衰变
汹涌而来的西学
社会的巨变
洋务运动的文化内含
太平天国与义和团
思想启蒙的延续
“五·四”狂飙
儒学的新变
毛泽东思想的文化内涵
任重道元
前程远大
第二部分：文化的特质
后语